送交者: 明报 于 June 23, 2021 17:50:11:[新观察/xgc2000.org]
陳智傑：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明報文章】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如何，大約也不會料到《蘋果日報》會面臨停運的終局。蘋果日報創刊於香港言論百花齊放的1990年代，見證了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以及回歸以來言論自由的變化。它最後驟然而終，亦算是香港傳媒史上其中的一個句號。
香港如此劇變，讓我想起香港研究中的一部經典著作：《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作者是Richard Hughes，一位替西方傳媒報道「遠東」（「遠東」，Far East，是英國及歐陸對亞洲地區的地理概念）新聞近40載的記者。作者以借來的地方和時間，描述「英屬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自己「死期」何在的社會——1997年；而在這「借來的地方」上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難民心態，心中大約都感到終有「時辰到」的一天。
1970年代一位記者的「超前視角」
這樣的說話，如今看來平平無奇，但大家要知道此書首先發刊於1968年，再版發刊於1976年。1968年，香港剛剛經歷了「六七暴動」，時任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C. C. Trench）勉力維持了港英的管治，同時在彼岸的澳葡政府卻在1966年的「12．3」事件後威信盡失，國民黨在澳門的政治勢力亦徹底輸給共產黨，澳葡從此活在中共的影響力下。1976年前後，港英在時任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 MacLehose）的管治下推出各項影響深遠的改革：建設公共房屋、社會援助制度、推出九年免費教育、創立廉政公署、開發新市鎮等，香港的電子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亦大有發展，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年，麥理浩尚未到訪北京，香港社會以至輿論普遍仍未深入意識到港英殖民管治於1997年的「大限」，更遑論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在收回香港主權的堅定立場。如今看來，Richard Hughes這部著作可說是超前了當時一整代人的視角。
穿梭於東西方的混血兒
然而，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要了解香港是如何被「借來」的，港英又曾經如何考量自己的「死期」，曾銳生（Steve Tsang）的一部著作《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能提供堅實的分析材料。在1841年鴉片戰爭時，時任英國外相巴麥尊（Palmerston）曾經形容香港為「一塊搵間屋都難的荒島」（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 house upon it）。的確，英國當年遠征大清的目標，絕不是一個香港島，而是其在「遠東」地區的商業發展——在英國約於1860年派遣駐華大使之前，香港總督同時是處理英國在華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
由於香港自鴉片戰爭後成為靠近中國大陸的「境外」地區，於是不少在內地政治變動中失勢的官員、文人、商人及其他有識之士，便棲身於港英避禍。另一方面，英國殖民地的身分亦使不少英國、歐陸和世界各地的商人來到香港，以此作為尋找對華商機的據點。歷史學家John M. Carroll在其經典著作《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便深厚地描述了香港如何在這東西方碰上的歷史機遇下成為雙方的聯繫人。
英國盡力避免港英「死期」
香港，就在近代東西方交流史的機緣下成為一位「半唐番」的混血兒，成為西歐及世界各地的「大班」跟中國打交道時的「洋行買辦」。不過，這位穿梭於東西方世界的混血兒，也不是沒有察覺其歷史機遇也有「死期」。在1925至1930年出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便曾向英國提出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把「租借」回來的「新界」正式納入港英版圖。「新界」以及「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地帶，是清朝於1898年「租借」予英國99年。若不把這大片「租地」納入版圖，那在1997年租期屆滿後，難道港英便只剩下香港島和九龍半島？金文泰是盤算着要趁中國內亂頻頻、軍閥割據之時，為當時的港英解決「死期」的問題。不過英國並未接納金文泰的提案——倫敦當時研判認為，沒有一個中國中央政府會冒中華民族主義的大不韙，而把「新界」割給英國。這研判亦有當年的時局基礎：1925年爆發省港大罷工，當年的廣州政府便打着民族主義的大旗聲援香港的基層華人。
在及後種種的歷史轉折點中，英國都盡力避免港英面臨「死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香港屬於東亞戰區，按理應由當時盟軍的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蔣介石——接受駐港日軍投降。然而英國意識到這將意味失去香港，於是在戰後火速派遣夏慤將軍（Sir Cecil H. J. Harcourt）率兵來港，與中華民國代表一起接受日軍投降，並爭取美國對英國立場的諒解。在1960年代，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影響蔓延至香港和澳門。正如前文所述，澳葡政府在1966年「12．3」事件後威信盡失，這促使時任港督戴麟趾堅持對香港的親中共勢力採取強硬手段，力求避免重蹈澳葡覆轍。近年有香港學者從英國的解密檔案中發現，原來港督麥理浩是在倫敦要求下在香港推行各項改革。其中一個原因，是英國預計中國將會提出香港在1997年的前途問題，所以力求把香港建設為現代化的城市，以增加屆時跟中國的談判空間。
算不到「時辰到」那一刻
不過千算萬算，總算不到「時辰到」的一刻，就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一書再版問世後的數年——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華會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讓香港前途問題成為社會話題，及後在1982至1984年22輪中英談判後，香港回歸塵埃落定。
難民心態再次若隱若現
回歸以來，香港在《中國憲法》及《基本法》的憲制下實行一國兩制，在中國主權下延續跟內地社會不同的生活方式。回歸之時，香港人大抵沒有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50年不變」的承諾視作「死期」，大家也視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們的家。然而近來香港局勢劇變，港人移民他方的消息接踵傳來。在民心浮動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難民心態，又再次於香江的生活點滴中若隱若現。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