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February 23, 2021 20:21:21:[新观察/xgc2000.org]
【明報文章】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在「愛國者」定義上穿靴戴帽，收緊標準，引起我很多感慨。我由1973年加入左派報章以來，每逢遇上這樣的討論，都會很認真；1976年「四人幫」倒台以至「六四」之後，我也沒有離開左報，直至被炒，一向重視愛國者的討論。可是，到了今天，我已毫無興趣了；皆因對真愛國者來說，愛國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命題，官方不會重視真的愛國者。對於假愛國者，「愛國」更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他們只要順應官方「為今我所用」的解讀，毋須真正理解和實踐，都可以蒙混過關。
對於廣義的愛國，我從來不否定，但今天官方對「愛國」的定義愈來愈狹窄。從夏寶龍的解讀中可見，有四大弊病：
（1）從內容、內涵到實踐，都否定甚至違背鄧小平當年原意
鄧小平當年對「愛國者」的寬鬆解釋，很多論者已經引述，在此不贅，只補充兩點外界較少注意的。
其一，1982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作政府僱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
其二，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的時候，我長駐北京採訪，仍屬體制之內，有機會聽有關部門的傳達。談及九七後的治港班子時，鄧小平確實說了「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話，但這只是一部分，還有其他內容；較完整的精神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各條戰線大聯盟」。但由於「戰線」這個字眼太政治化和富有鬥爭性，所以沒有用作對外發表的語言，改為發表鄧小平的其他言論，例如「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按照這種精神，即使沒有被視為「愛國者」但有才能的人，也可以參與管治香港。這才出現回歸後一些外裔人士擔任高官，房屋署前署長苗學禮就是典型。可是，官方今天把「愛國者」標準列為必要條件，抹煞了「各條戰線大聯盟」的精神。
（2）把「愛國者」標準變成政治鬥爭工具
按官方今天的標準，既有明確的禁區，例如不能「危害國家（實指政權）安全」或「挑戰中央權力」；也有模糊不清的「紅線」，例如「歇斯底里攻擊中央政府」和「攬炒」（詳見《明報》昨日A1版列表）。這些都是移形換影、混淆概念、把很多事物扭作一團的手法。
此外，北京還要求港官對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必須拋開一切猶豫和搖擺」。這種姿態實際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動員令。所以，港府在具體行動上已把「愛國者」標準套用在參選人或泛民人士之上，限制和取消他們的資格。
更有甚者，北京訂出「愛國者」的標準後，還會藉此改動日後的選舉制度，實際就是為保護官方的政治利益開路，並利用「愛國者」標準作為打壓異見人士的綑仙索。
（3）無限擴大打擊面
「愛國者」標準愈收愈緊，適用範圍卻愈擴愈大，又一次無限擴大了打擊面。
自從北京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權後，傳播、立法、教育等領域已進一步成為官方直接控制或間接操控的領域。如今按夏寶龍的解讀，司法機構和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也要由官方視為真正的「愛國者」擔任。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機關和法律制度，被視為「兩制的最後防線」，如果最終也被破壞，那就是「兩制」的徹底死亡，也是國際對香港信心的終極死亡或「腦幹死亡」。
此外，新劃線的「愛國者」標準還引向不能否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包括不能反對中國共產黨。過去，鄧小平只要求香港人愛國，不一定要愛共產黨；港人可以批評共產黨，他有信心「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一直以來，官方對「批評、否定和反對」中共的界線都含糊不清，總的方向卻是愈收愈緊，以致批評和建議的空間愈來愈窄。長此下去，普羅大眾不愛黨也可能會變成「不愛國」，成為一大陷阱。
（4）新的「愛國者」標準進一步鼓勵假愛國
前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廖瑤珠在生時說：「愛國可以不分先後，但必須分真假。」可是，官方的政策和實踐卻直接鼓勵了假愛國。在回歸前，不少港英遺老遺少向英國出賣中國利益（像北京今天說的「到外國唱衰香港」），但回歸後馬上北望神州，以身相許。北京為了政治收編，明知有些是「假歸心」、「假愛國」，同樣納為入幕之賓。
時至今日，一些建制派人士在確保得到北京的政治利益之後，才肯放棄英國籍。為數不少的建制派人士，一面吃中國的茶禮，一面享受來自外國的利益。這些情况在政界中屢見不鮮，也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了。可是，官方深知這種狀態但卻隻眼開隻眼閉，讓這種功利主義成為常態，間接鼓勵了假愛國與官方互騙。難怪仍有點良知的傳統左派也大失所望。其中一人對我說：「原來『愛國』是最好利用的，真正的愛國者也是最廉價的。相反，假的愛國者卻是最懂得叫價和講價的。」可悲的是，無論真的或假的愛國，都是由官方按照政治利益來衡量的。那麼，還怎樣引導市民真愛國？
概而言之，自從2019年「四中全會」公開宣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之後，排山倒海而來的各種政策和措施，都說明治港政策愈來愈「左」。如果可以量化的話，這次「左」已遠遠超過歷次「左」的總和，而這次「愛國者」標準只是「左處未算左」的一個環節而已。還有，今次的「左」是基礎性、制度性的根本破壞，修補困難。只可惜，眼前卻無人能阻止盲衝直撞的火牛陣，只能說是民族的悲哀！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