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转转转 于 March 15, 2020 16:02:04:[新观察/xgc2000.org]
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
张彦
202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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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约两周前，我走下从北京飞往伦敦的航班后，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马上自我隔离。
我住在中国，那里自1月下旬起开始实行的大规模封闭管理让所有居民——甚至包括那些远离疫情中心武汉的居民——明白，他们都在面对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我在北京的登机过程是对这场危机的最后提醒：需要经过两次强制体温检测，填写一份电子版的健康声明，并在声明中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两个联系电话。
但当飞机快要到达伦敦时，我开始有了一种幻梦般的感觉。航空公司发给乘客一张廉价打印的纸张，上面只建议我们在感到不适时拨打常规的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热线。落地之后，没有对入境者进行体温检测，也无需填写健康声明，这意味着如果乘客中有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英国官员将无法追踪我们。我们只是走下飞机，摘下口罩，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
那之后的几天里，欧洲和美国都受到了在他们那里迅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震动。意大利如今已经封城，美国各地的病例数在迅速增长。股市已经彻底崩盘。周三，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了所有人都早已知道的情况：疫情已进入全球大流行。也许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健康检查和申报终于在伦敦等地的机场成为强制性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几周里，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新冠病毒暴发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消极，也是异乎寻常地被动，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政府让遏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擦肩而过。这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最初不愿面对问题的后果。但是，中国不得不应对的是一场极糟糕的、突如其来的意外，而西方政府得到通知已经好几周了。
就好像中国的经历没有警示西方国家不作为的危险那样。结果是，许多政府似乎已在模仿中国采取的一些最糟糕的措施，而对其最好的措施或成功视而不见。
外人似乎想把中国的经历看作是其独有的。我想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就是，中国那么遥远，那里的流行病肯定不会那么广、那么快地传到这里。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外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对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有成见，这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直到最近，一个主要的故事情节是，由于当局在去年12月底压制了早期吹哨人，让病毒得以传播，这才使中国的疫情失去了控制。当中国在今年1月采取严厉的封 锁和隔离措施时，一些主流外国报道不只批评这些措施过头了；他们还将采取这种做法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倒退，或者根本毫无意义。中国的确因为在一周多时间里建了两所医院而得到赞佩，但就连对这一壮举的惊叹里也夹杂着某种一定有邪恶在起作用的意识，就好像是惊叹“希特勒建造了高速公路”那样。当政府设立隔离场所收容被感染者，以防他们将病毒在家里传给家人时，这种做法被描述为是反乌托邦式的，或者充其量是混乱的。
驳斥西方的这些理解让我略有不安。我知道中国官员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盖了问题，做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决定。我也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想把他们的高压手段作为典范来推广。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二首次视察了武汉，这是一个不直接言明的成功的里程碑。
尽管病毒仍在那里导致每天数十人死亡，政府宣传却在标榜中国模式，嘲笑美国抗击自然灾害的努力。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区受害之际，中国在大肆宣扬自己的援助努力，派工作队前往伊朗和意大利交付物资、提供建议。中国还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实施了旅行禁令，别国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时，中国政府曾批评其过分。
然而，如果认为中国的决定主要基于简单粗暴的专制主义，那将是愚蠢的。人们不必从医学角度为中国的每项措施进行辩护；那是专业医务人士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争论的问题。但值得承认的是，并非中国所有的失败都是其政治体制独有的，中国的一些政策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认真考虑，并在一个能力极强的行政部门得到执行。
比如，在谴责中国官员1月初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威胁不予理会的决定之前，请记住当时还没有关于新冠病毒导致任何死亡的报告。拿比如美国的目前情况与之作对比：尽管已经有了好几周的自由信息流动，人们看到了中国数千人死亡的现实证据，但美国仍有一些政治派别——包括白宫里的某些人——为了淡化风险在推动一场虚假宣传运动。
如果你觉得批评特朗普总统太容易了，请想想我在伦敦机场的经历吧。或者回顾一下德国本周早些时候在自己疫区里举办一场大型体育赛事的决定。或者日本让乘客在未做适当检测的情况下离开受感染游轮的决定。这些国家中有些已在改口，试图为以前无所谓的态度作辩护，但这已经错过了几周的时间。
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的处理方式的确笨拙，但他们很快采取的措施比迄今为止许多民选领导人采取的都果断得多。不管制度专制与否，他们也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中国领导人或许不需面对选民，但他们也在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而这同样取决于他们的执政表现。
中国隔离措施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这些措施妨碍了老年人和残疾人得到医疗救治的时候——的确不必要地粗暴。但总的来说，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些措施。政府努力让人民接受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帖子、新闻报道、广告牌、广播节目和文章，把病毒的风险用狂轰乱炸的方式发给民众。在北京的一个公园，循环播放的录音告诫人们：“洗手要彻底。避免见朋友。远离最安全。”
据我在封闭管理最严格期间在中国好几周的居住经历，以及与不满的精英阶层以外的不同群体的交谈，人们虽然对这些遏制措施感到沮丧甚至愤怒，但基本上也都支持。
有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体制如何未能在初期阻止疫情的暴发，但他们同时却忽视了中国体制的有效做法。在机场检测体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为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些都与专制主义没有关系。
不是所有的开放社会都手足无措。新加坡、台湾、或许很快还会有韩国，都采取了有力而理性的遏制病毒措施，展示出大部分西方国家似乎缺少的见识。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国家距离疫情暴发中心更近，他们的政府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铁拳措施。
但好几周来，更远地方的太多国家对先是在中国、后来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无动于衷，似乎这一切都不关他们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愿而犹豫不决。有些则似乎又成为中国是永远的“异己”这个观念的牺牲品，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可能与我们有关，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训——除了反面教训。
张彦(Ian Johnson)是一位驻北京的作者，自1984年以来就不时地居住在中国。2001年，他凭借对中国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他最新发表的著作是《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Harry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