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常乐 于 January 01, 2020 20:21:50:[新观察/xgc2000.org]
苏共掌权七十四年，独裁者和集体皇帝循环出现：（1）列宁独裁（1917-1924），（2）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1924-1926），（3）斯大林独裁（1926-1953），（4）斯大林死后的集体皇帝（1953-1957），（5）赫鲁晓夫独裁（1957-1964），（6）赫鲁晓夫被废黜后的集体皇帝（1964-1991）。
中共掌权七十年，也是独裁者和集体皇帝循环出现：（1）毛泽东独裁（1949-1976），（2）毛死后的集体皇帝（1976-1987），（3）邓小平独裁（1987-1994），（4）邓病重后的集体皇帝（1994-2018），（5）习近平独裁（2018-）。
这种循环的原因是：（1）独裁者不愿意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更不愿意移交部分权力给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造成死后或病重后没有独裁继承人；（2）独裁者死后或病重后，只能由党的最高层继承，成为集体皇帝；（3）集体皇帝中权力斗争的大赢家成为新的独裁者。
下面将苏中各时期对照着介绍，以便看出上述原因。
1. 列宁独裁和毛泽东独裁
1.1. 列宁独裁
列宁虽然长期重病，但没有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
列宁死前麾下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是：这些委员是：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的前身）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的前身）副主席兼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组织局主席兼书记处总书记）、李可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国际工会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执委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前身）委员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前三人。斯大林名望不高，但掌握着处理日常党务（特别是干部管理）的组织局和书记处，权势不输于前三人。
列宁病休时指定的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是加米涅夫。
1.2. 毛泽东独裁
毛也是虽然长期重病，但没有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毛或许愿意让没有威胁性的太太江青甚至是侄子毛远新做继承人，但他们资历和名望实在拿不出手。
毛死前麾下的四个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叶剑英（党中央副主席兼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四五事件后被毛命令病休）、张春桥（副总理、军委常委、总政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会主任）。此外，政治局委员江青有毛夫人的特殊身份。还有七个军委常委是：陈锡联（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汪东兴（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第一书记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刘伯承（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海军第一政委）、徐向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粟裕。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数年的叶剑英，虽然病休半年，但没有被撤职，依然得到军方多数高层的拥戴。其次是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掌管国务院和公安部的华国锋，但华与军方高层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也不是军委常委。
2. 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和毛死后的集体皇帝
2.1. 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
列宁1924年1月病死后，政治局委员看到他的“政治遗嘱”。其中没有指定继承人，对他们都有褒贬，意思是都不是理想的继承人。这样，政治局委员就成为集体皇帝。
2月，政治局推举的人委会新主席是对其他政治局委员威胁性较小的李可夫而不是列宁指定的代理主持人加米涅夫。5月，俄共（布）十三大召开，政治局推举补上政治局中列宁遗留空缺的是布哈林（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真理报》主编）。
同年秋，政治局委员中最有名望和实力的托洛茨基接连发表小册子《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1917年》的序言），提出不断进行世界革命，意在独裁者大位。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合谋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发表《论列宁》和《论列宁主义基础》，指责托洛茨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支持布哈林“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提出"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指责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给予最严厉的警告。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决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由加米涅夫接任。托洛茨基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至此，托洛茨基被批倒批臭并且被剥夺实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托洛茨基被赶出最高权力中心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反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科夫（财务人民委员）等人结成被称为“新反对派”的联盟，斯大林则同布哈林和李可夫结成了联盟。9月，中央全会上两派的斗争公开化，季诺维也夫批评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得到斯大林支持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12月，联共（布）十四大上，加米涅夫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能把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要求斯大林离开党的总书记职位，但演讲被代表的怒吼声打断。会后加米涅夫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也被免除。政治局委员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卫军”：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加里宁（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
1926年，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结为同盟，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并开除出党。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被解除政治局和中委职务及兼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
至此，斯大林及其“近卫军”占据了政治局7席中的四席，斯大林成为新的独裁者。
2.2. 毛死后的集体皇帝
毛1976年9月病死后，没有留下列宁那样的“政治遗嘱”，政治局常委就成为集体皇帝。
10月，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合谋抓捕了毛派最极端首脑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毛远新等人。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华国锋升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开始了叶剑英为幕后老板而华国锋为小伙计的“叶华体制”。
此后，党内高层（特别是军方高层）有些人希望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在剩下的两个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反对邓小平复出，而叶剑英的态度比较暧昧。时任中调部副部长熊向晖的女儿回忆，熊向晖向叶提出，让邓复出。这代表了部分老干部的希望。叶的答复是，邓小平擅权，不甘寂寞，要等华国锋稳定大局后才能复出。实际上是说，要等我和华国锋稳操大权后，才能让喜欢争权、擅自越权和自我扩权的邓小平复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反对邓小平复出，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不反对或支持邓复出。
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写了两封长篇效忠信，表示承认错误，只希望再为党工作几年。
主要是由于叶剑英的推动，邓小平获得了复出。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长职务。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权力较小。
8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推出的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掌管总参）、李先念（在国务院分管经济）、汪东兴（协助华国锋处理日常党务，类似于书记处常务书记，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中办、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由叶剑英推举第二次复出的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第二副校长，1977年12月兼任中组部长），组织撰写、修改和发表了两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以毛的遗旨拒绝给老干部翻案，获得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的支持。1978年11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委员陈云（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等老干部，以上述武器，猛批汪东兴和华国锋。会议延长到一个月，斗垮了汪和华，华作检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增补为中央副主席（兼任新设的中纪委的第一书记）。此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免去汪东兴所有兼职（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和党委书记、毛著编委办主任），让他靠边休息。此后汪又被免去所有党内职务（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委）。汪和华的挫败，也是幕后老板叶剑英的挫败。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达成共识，免去华国锋的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叶剑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叶年过八十，不会接任，希望叶因此提议他接任。叶剑英回答，我不当，劝你也不要当，让胡耀邦当。陈云打圆场说，不要争了，就是你们两个矮子（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接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人马赵紫阳接任总理。
此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四个“老一辈”的政治局常委继续作为集体皇帝。叶剑英的首席皇帝地位逐渐弱化，1985年辞去党政职务，1986年10月病死。
1987年11月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按照邓小平的命令，提出口头议案，仿照毛泽东1940年代初的自我授权故事，授予邓小平党内最后决定权，中委鼓掌通过。由此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
3. 斯大林独裁和邓小平独裁
3.1. 斯大林独裁
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召开，政治局委员新增两名“斯大林的近卫军”：古比雪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鲁祖塔克（人委会副主席）。
1928年，苏共老二布哈林因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持不同看法而受到批判。布哈林坚持苏联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建设成一个农业国，发挥苏联的国际经济比较优势，大量出口农产品。他反对斯大林的国家高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主张。1928年至1929年，他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结成联盟，提倡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
1929年1月至4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4月，布哈林被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职务。11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召开，托姆斯基未能连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卫军”：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1930年12月，李可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人委会主席职务。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好友奥尔忠尼启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接替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洛托夫继任人委会主席。至此，列宁病死时的六个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都被赶走了，连列宁死后四个月新增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也被赶走了。
这六个老政治局委员的死法是：托姆斯基，1936年8月22日为避免被苏共审判处决而自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25日被苏共枪毙；李可夫和布哈林，1938年3月15日被苏共枪毙；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家中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刺杀。
斯大林对于其“近卫军”也是不断清洗，例如枪决了1930年代大清洗的两个奉旨屠夫——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内务不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很多时候管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家安全总局，后者的前身是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也是克格勃（国安会）的前身。
到了1950年代，斯大林准备清洗其“老近卫军”莫洛托夫（政治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长）、卡冈诺维奇（政治局委员兼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政治局委员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等。他以阴谋暗杀苏共领导人的罪名抓了莫斯科一批犹太人医生，把莫洛托夫的犹太人太太也抓起来了。
1952年，斯大林召集苏共19大。不再设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中设立核心的五人小组，成员是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防长）。斯大林之外的四人都是“新近卫军”。
斯大林的死亡很搞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按常规在上午10点左右走出卧室，却没人敢进去。到了夜里11点多，才有个仆人冒着生命危险壮着胆子以送文件的理由进去看看，发现斯大林躺在尿泊中，气息奄奄。后来知道斯大林是脑溢血了，而从手表摔坏停走的时刻来看，是早上6点多昏倒的。
仆人们不敢动斯大林，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五人小组的其他四人。
四人到场后，也不敢动而且不想动斯大林，开始讨论他们是否达到了处理此事的主席团（政治局，25人）执行局（9人）的多数，结论当然是没有达到。
仆人和重臣们不敢动尿泊里的红色沙皇，是因为斯大林动不动就抓人杀人。好医生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去了，留下的差医生也救不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倒下，就该杀“老近卫军”了。兔死狐悲，前途凶险，重臣们当然不想抢救斯大林。
斯大林脑溢血，主要是因为酗酒。中风前很长时间，他一般隐居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别墅里。晚上大多召来几个大臣长时间饮酒，看大臣下贱地逗自己开心。每次选一个大臣当作贱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娱乐方式，在中共官场的酒席上是一样的。
3.2. 邓小平独裁
在邓小平成为独裁者之前不久还是首席皇帝的1986年，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中国出现了民主运动，始于1986年的学生运动。1986年学运始于合肥，蔓延到北京等多个城市。与学运呼应的是知识界的请愿公开信联署活动。1986年学运和知识界请愿活动，遭到邓的严厉打压。
邓借刀杀人，把学运和请愿用作权力斗争的快刀，与中共其余两位皇帝陈云和李先念密商决定，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罪状，罢免军机处首席领班大臣即总书记胡耀邦，清洗叶剑英-胡耀邦派系部分人马。前中共首席皇帝叶剑英1985年因病辞职，1986年病死，让邓小平没有了清洗叶-胡派部分人马的投鼠忌器。
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辞职，邓还要追杀，布置邓派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开会批斗胡耀邦。
胡耀邦1989年突然病死，悼念活动成为大学生和知识界反对独裁者邓小平的开端。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一，是自称不懂经济而从不参与经济决策的邓成为独裁者后，1988年命令赵紫阳搞“价格闯关”，就是取消对计划经济内产品的价格限制，把计划经济内外的价格双轨制一举合并成计划经济外的价格自由浮动制，导致物价飞涨。到1989年，通胀最高飙升到23%。这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引起恐慌和怨恨。大学生原来对经济不敏感，到了物价飞涨的时候，大学食堂的菜价飞涨，也引起恐慌和怨恨。面对人祸及政敌陈云及李先念的可能反扑，邓命令赵紫阳承担责任，出面在中央会议上检讨。赵紫阳虽然服从照办，但地位岌岌可危。李先念原以为华国锋之后的总理位子该轮到自己了，没想到邓推荐赵紫阳成功上位，因而对赵紫阳恨之入骨，此时对邓提出罢免赵紫阳。做替罪羊的危险后果，让赵紫阳从邓的忠心亲信变成有心无力的政敌。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二，是民众把物价飞涨归咎为高管家族倒卖计划经济内的物资购买批文。高管家族拿到官方批文，以计划经济外的高价卖出，大赚与计划经济内的低价之间的差价，这被称作“官倒”（高官家族倒卖）。高官子女充斥的新兴国有贸易公司，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被称作官倒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开办的康华公司。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从美国混了个博士回国，后与首钢书记兼总经理周冠五之子等在香港合办首长四方公司。89学运初起时，大学生根据传闻，反官倒首先指向康华公司和赵紫阳的两个儿子。赵紫阳等军机大臣决定调查民愤汹涌的康华公司等几大公司。
89民 运遭到邓小平的血腥镇压，然后是政治清洗。陈云-李先念派系的军机大臣（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把政治清洗扩展到经济领域，批判经济开放改革。这引起了邓的强烈不满和警惕，因为历来抢功劳的邓小平，早已把经济开放改革抢夺为自己的功劳。1992年，邓模仿毛泽东1971年乘火车向南旅行一路警告林彪的故事，警告江泽民等，还在深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威胁。江泽民等投降，经济开放改革得以幸免。
邓小平患上帕金森症，1994年年中病重无法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