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August 12, 2019 18:11:49:[新观察/xgc2000.org]
【明報文章】美國宣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標示中美之間的經濟冷戰已從原來的貿易戰、科技戰，擴大至貨幣戰、金融戰。中國即時以人民幣跌穿「七算」回應，暗示中國可以貨幣貶值來抗衡。在中美經濟冷戰曠日持久、戰線愈扯愈闊的大格局下，北京該如何為香港定位？是捲入冷戰，當抗美馬前卒？或是置身戰外，當中美緩衝地？答案明顯是後者而非前者。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華說，香港的抗爭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矛頭直指美國。《大公報》更進一步，刊出美國駐港領事人員與黃之鋒等會晤的圖片，一口咬定美國干預香港炮製顏色革命。葉劉淑儀、葉國謙等建制派人物紛紛附和。
一、「顏色革命」說不符合港人認知的事實，上百萬港人參與的社運，不可能是美國煽動或收買造成，眾所周知這次是無「大台」的社運，黃之鋒等人根本無法指揮。二、如果美國有這樣的神通，中國駐港情報及安全人員就徹底失敗，該集體撤換。三、假如有真憑實據，就不能姑息放任，最低限度要把涉事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北京是否預備這樣做？
8月2日特朗普說了一句：香港的騷亂（riots）由中國和香港自己解決。北京大喜過望，8月5日特首林鄭月娥重新露面，責怪示威者破壞香港經濟；8月9日再開記招，指示威青年在社會建設上「沒有份」（no stake），所以肆意破壞。而警方也愈趨強硬，在鬧市和港鐵站內狂射催淚彈、向示威者近距離開槍和射頭、假扮示威者製造衝突插贓嫁禍、放縱白衣人挑釁生事。總之無所不用其極，令市民極其憤慨。
如果說示威者針對警察和政府建築的暴力衝擊損害經濟，那麼警察針對示威者和平民的暴力執法，難道就不損害經濟？根據中大學者李立峯的調查，警察濫權已超越「送中」法例，成為市民最大的參與運動原因。特區政府迴避主流民意的正當訴求，選擇用警察去解決政治問題， 結果令警察變成最大的問題，直接動搖民眾對法治的信心。
信心危機遲早引發金融危機
把香港示威問題放進中美角力的框架審視，北京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就是：香港在中美冷戰中扮演什麼角色？如果是參與對美鬥爭，那麼近月來的連串強硬鎮壓措施，以及「顏色革命」陰謀論，就符合戰略需要，香港將加強清洗外國勢力，變身「紅色」都市；如果是不參戰，力保自由貿易港、高科技港、國際金融中心等身分，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橋樑紐帶，就要維持香港的文明法治，不能縱容警黑勾結，不能放任警察藏起委任證濫施暴力。
政治上一味粗暴鎮壓，卻奢求經濟繁榮自由，只是緣木求魚。這樣下去，信心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只是遲早問題。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阮穎嫻：獨裁政府大審查
【明報文章】2017年學術界有轟動一時的學術期刊審查事件，出版社將藏有敏感詞的300多篇文章下架，在該資料庫裏不會搜尋到那些文章。及後又有出版社區分不同地區的搜尋結果，令某些地區使用資料庫的學者只有二等閱讀權。有些學者朋友在比併誰的文章有下架，還開玩笑地抱怨說為什麼自己的那麼敏感也不中招。在學術會議，編輯說審查並不是他做的，是出版社做的，大家應投訴出版社。至於出版社為什麼這樣做，不得而知。
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有自我審查及審查，獨裁國家尤甚。學術期刊少人看，但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多人看。令資訊不平等，是維持政權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不少政權都做得出神入化。
強迫、窒礙、干擾 3招控制輿論
據政治學者Margaret Roberts的研究（註1），獨裁政體實施的輿論審查分三大類，分別稱為「強迫」（force）、「窒礙」（friction）和「干擾」（flooding）。顧名思義，「強迫」是以權力控制媒體、採訪和報道等。在很多獨裁國家，所有傳媒都受國家牢牢監督，民間辦報等一律禁止。記者採訪敏感議題有可能遭阻撓，這也包括記者因恐懼受到威脅而自我審查。港英時期，殖民地政府查封左派報社。看南韓的逆權電影，記者被恐嚇毆打，一幕幕盡是記者拔足狂奔回報館寫稿開機，希望在報社被查封前把消息印出來。
1990年代互聯網興起，不少學者預言互聯網將促進資訊自由傳播，因此「強迫」的效用會被互聯網打破，從而導致獨裁政權倒台。例如「阿拉伯之春」時，有學者說有了科技令人民得以連繫，籌劃集體行動。現在看來這種論調顯然是過於樂觀和幼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實上獨裁政府因應互聯網出現，演化出新的審查方法。科技是中性的，獨裁政府也掌握科技：步姿識別、容貌識別、大數據庫、社會評分。它甚至可阻截人民取得科技，所以難說科技使政府更獨裁或使人民更自由。
「窒礙」指的是一些較軟性的手段，政府不完全封鎖消息，而是透過網絡屏蔽等手段減慢一些不利政權的信息傳播。與強迫手段不同，民眾如鍥而不捨，仍有辦法（如翻牆）取得未被審查的信息；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取得這些信息不會受法律懲治。
在經濟學上，這種手段是向不利政府的信息徵稅，結果是大部分人因不願花時間金錢翻牆，而選擇不去接收被屏蔽的資訊。舉例說，2010至14年間，在鄰近地區連接Google搜尋器，有時要點擊刷新（reload）幾次才能連線；在同一時期來自該地區的Google搜尋量佔全球比例大跌逾50%。可見十秒八秒延誤已令很多網民轉用其他搜尋器。
有跨境工作的朋友說，有些人願付10多至30多人民幣了解比較真實的狀况，這些服務有市場，提供服務者比購買服務的要承受較大風險。一項2015年關於網民的調查發現，有約60%城市人口曾用互聯網。在曾用互聯網的人口中，有48%人沒有聽說過網絡監控這回事。在餘下的網民中，只有16%人曾用過虛擬私人網絡（VPN）翻牆，不足總人口的5%。這5%人口有數個共通點，包括較年輕、教育水平高及熱中時事和政治等。這些人都是自我選擇（self-selected）的，本身較開明，才會付費購買或不怕麻煩去翻牆。對政權來說，只有少數人翻牆，不足為懼。
當然，這項調查可能低估了實際翻牆的人口，畢竟翻牆有可能受處罰，網民未必如實作答。也有經濟學家利用實驗方法量度網絡監控的影響（註2）。經濟學家向一些大學生贈送免費翻牆軟件，實驗結果發現他們根本沒有用翻牆軟件瀏覽外國新聞網站（他們更關注色情網站）。論文認為網民上網習慣難以一朝一夕改變，對資訊少少徵稅，效果竟然這麼巨大。
但窒礙手段有一個致命弱點。當國家出現狀况，民眾對信息的需求會突然增加，而願意多花時間去取得未被審查的信息。最近有媒體發現，反修例風波期間鄰近地區翻牆機頂盒銷量急升。當政權最希望審查發揮作用時，偏偏窒礙手段最不奏效。
最後方法是「干擾」手段，指的是利用「網軍」或「五毛」人海戰術，當有不利消息時，眾人「洗版」不斷留言，重複張貼無意義的資訊。有些則將原本的資訊稍為修改，以放假消息混淆視聽。
研究發現「五毛」最活躍於敏感日子和議題，正好補足其他審查手段的弱點。發放假消息，目的與窒礙手段一樣，增加民眾得到真確消息的成本。有些人會誤信假消息，並在群組轉發，加以宣揚。另外，就算有些人半信半疑，也未必有時間心機去fact check，最後對消息失去興趣。
香港輿論審查的狀况
這些在獨裁政體行之有效的審查制度，有多少能在香港應用呢？首先，《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因此理論上強迫手段不能在港使用，但香港記者協會的周年報告每年都會提醒大家審查及自我審查情况嚴重。去年，就有112個記者表示被上司施壓，不要或減少報道港獨議題。問卷調查裏，535個新聞從業員有81％表示香港新聞自由與一年前相比有所惡化，自我審查和中央政府壓力被列為首要因素。
在香港上網是沒有審查的，最近有傳聞港大Wi-Fi無法進入連登討論區，立刻引起輿論嘩然，因此窒礙手段也不管用（筆者在消息傳出的第二天上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干擾手段，香港也有類似「五毛」的打手。但另方面，反修例支持者也有樣學樣，製作「長輩圖」、「蓮花圖」，兩者勢均力敵。現在問題是大家活在同溫層裏，再擦屏幕都充斥相近意見，再fact check也只在同溫層的圈帶裏看到。
至於在傳統媒體，有沒有用窒礙手段避重就輕，或用干擾手段混淆視聽，各位讀者可自行判斷。無論如何，傳統媒體日漸式微，過往商人買傳統媒體做籌碼擴大影響力，也變得愈來愈不吸引。一人一手機，互聯網才是未來輿論戰主戰場。
註1：Margaret E. Roberts (2018)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2：Yuyu Chen & David Y. Yang (2019) "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1984 or Brave New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6): 2294-2332.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