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July 17, 2019 18:16:42:[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反修例風暴透視】草案委會雙胞 泛民建制衝突 高官解說無力 民怨雪球滾大 由 明报 于 July 17, 2019 18:02:04:
尹瑞麟：源於黑名單制度的「社會信用體系」
【明報文章】近年被中國各地政府趨之若鶩、爭相引進的「社會信用體系」，追本溯源，是內地「黑名單制度」的一種延伸和擴大版，通過採用先進人臉識別和大數據技術，將原本針對和監控個人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發揮至極致。但是，即便在先進科技外衣底下，社會信用體系與黑名單制度在本質上類似和重疊，使其仍然缺乏充分法理支撐，對公民權利和私隱權的輕視，脫離不了其專制工具本質。
接近等同建立一套獨立政法系統
這套源於內地黑名單制度的社會信用體系，貿然引入香港的話，可以說接近等同建立一套獨立的政法系統，凌駕司法體系，以及可讓制訂者擁有新的廣闊空間，改寫香港對「奉公守法」行為的定義和賞懲標準。因此其對香港的傷害程度，不低於修訂後的《逃犯條例》。
台灣傳媒日前基於廣東省剛公布的《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中載明「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指內地社會信用體系將於香港實施，有關報道令不少港人擔憂。對此，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在其facebook上稱，有關計劃「是廣東省政府的計劃」及「絕對不會在香港實施」；但他同時承認「感受到大家對政府的不信任」。
事實上，市民不信任的原因不難理解。由於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國大陸政府視為其社會治理創新的亮點，甚而向「一帶一路」國家推介，香港能否抗拒，頗成疑問。但會否在港推行，歸根結柢，還是一如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最重要還是端視香港市民對社會信用體系本質的理解，以及對其引進會對香港的損害的共識。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導師、政法大學商法研究中心主任趙旭東的著作《黑名單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9月），看來對我們理解內地一直以來實施的黑名單制度，以及今天的社會信用體系，有所幫助，因兩者背後理念和表現形態同出一轍。
趙教授在書中表示，在內地生活早需面對各種黑名單，可謂「種類繁多，豐富多采」。這包括「從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設立的黑名單到社會組織或機構設立的黑名單，從中央部門設立的黑名單到地方性的黑名單，從部門、行業性的黑名單到跨部門行業設立的統一黑名單，從公開性的黑名單到內部或保密性的黑名單，從限制當事人權利的黑名單到非限制權利的黑名單等等」。
曾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副廳長的趙旭東教授在書中表示，雖然黑名單在內地到處可見，但同時「與我們又感陌生」，因為「這樣一項重大的法律制度，除了一些地方性、部門或行業性的簡單規定外，迄今在國家層面，卻沒有一部全國性法律、法規對它作出統一、明晰的規定」。此外，雖然「我們在實際使用着黑名單的手段，但卻缺少對黑名單制度基本的理論概括和闡述，甚至連黑名單的概念和法律性質都沒有統一、明確的界定」。
他指出，「就理論研究而言，相較其他法律制度，黑名單制度的法學理論在內地幾乎處於空白和荒漠化的狀態，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與滯後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
趙旭東教授解釋道：「目前，我國現有的黑名單不計其數，甚至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統計數據」，「這些黑名單大到國家部委設立的關於稅收、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等重大國計民生問題的黑名單，小到基層居委會、街道辦設立的關於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舉動的黑名單」。
除此以外，中國現有黑名單制度還存在「發布主體多樣、列入標準不甚統一、列入程序不甚明確、異議與救濟（即被懲處人士的申訴）機制不甚完善、尺度不合理、操作不完善等問題」。
趙旭東在書中又提出，要切實防止行政機關在設計各種黑名單時有過大裁量權，進而增加其權力尋租的空間，這特別是由於這些黑名單關乎「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社會聲譽，直接和嚴重影響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權益」。
「社會信用體系」法理基礎和運作
回到港人較熟悉的社會信用體系，到此，不難理解其與傳統的黑名單制度是同出一轍。誠如趙旭東教授在書中所指，「黑名單制度的運行機制與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機制高度一致」，只不過是到了今天，傳統的黑名單制度較為集中於行業性和商務方面，這也是趙旭東教授該書的主要討論內容和建議。
相對而言，作為社會信用體系的最高階法理基礎，是2014年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當中清楚提出每個公民都應當被授予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數據得出的社會信用評分。
首先，有必要指出，該文件是一份《通知》而非法例。在社會信用體系的具體運作方面，則由各級人民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按照例如不同政府行政和執法部門的「法規」標準，來針對個人行為打分。而到今天，大家明白，評分結果最後會影響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子女就學等。但是否就止於此，不少人相信，受監控和受審查的範疇還包括言論入罪、對社會敏感性哪怕是關乎民生議題的討論、隱私權的侵害等公民權利。
香港市民的擔憂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相信聶德權局長的保證，即內地（包括大灣區內的內地）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絕對不會在香港實施」；甚而，我們更希望聶德權局長能進一步保證，在香港採集到的個人數據，不會交給內地社會信用體系的「統一平台」，以保障在內地生活和旅遊的港人。
但經過這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能否引入像社會信用體系的新舉措，仍要最終取決於市民對其性質的理解和共識。根據以上分析，初步的見解是，內地的社會信用體系基於其具內地特色的法理和運行機制，會容易形成一套獨立的政法系統，凌駕香港司法體系，以及可讓制訂者擁有新的廣闊空間，改寫香港對「奉公守法」行為的定義和賞懲標準，對香港的傷害程度不低於修訂後的逃犯條例。
作者是日本上智大學碩士、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