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權:制度淪陷才是暴力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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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明报 于 July 02, 2019 19:11:36:[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社評:年輕人絕望感須處理 官民坦誠對話覓出路 由 明报 于 July 02, 2019 19:08:28:

【明報文章】7月1日,一批示威者闖入、破壞並佔領立法會,特區政府、港澳辦、中聯辦、建制派都予以強烈或最嚴厲的譴責。

昨日《解放軍報》微博發表解放軍駐港部隊6月26日的聯合海陸空軍事演習的幾張圖片,看見解放軍坐着橡皮快艇蹲身向兩邊用長槍瞄準、以長短槍在艦上指向維港、軍人在甲板持槍列陣遙遙守望政府總部、手執長短槍的官兵在維港登岸衝向市區等,演習目的是要「重點檢驗提升部隊緊急出動、臨機處置、聯合行動等作戰能力」。演習明顯是針對近期香港局勢,以顯示駐港部隊有「緊急出動」處理危機的預案,並繼續提升能力,為林鄭月娥政府作堅強後盾。

以上的軍方和官方表態,傳遞出對暴力抗爭零容忍及駐港解放軍的隨時候命作用,以起震懾之效。
制度失效 官逼民反

暴力不對,為政者知道,警方知道,示威者亦知道。譴責暴力人人皆會,但問題是為何這些為數不少的大好青年被迫以身犯險、犧牲前途,甚至視死如歸仍要如此抗爭?在他們的暴力背後,有沒有更大的制度暴力和制度失效?

筆者以往在內地採訪,很多民怨事件往往都是現行制度或法律失效,致使官逼民反。如2013年北京首都機場的傷殘人士冀中星引爆炸彈案,原因是事主多年前在東莞被治安隊打至殘廢,但多次上訪都不果,於是走向極端 ;2011年烏坎事件,因村委土地舞弊而起,村民上訪數十次皆無用,最後只能群起抗爭。以上事情,若我們只看表面暴力,往往會以偏概全。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人們譴責七一當晚的青年暴力時,有沒有反省過什麼才是這些暴力的根源?我們有沒有問過自己,為青年做過什麼?有沒有虛心和認真聽過他們的聲音?有沒有陪他們一起?有沒有為他們創造希望?我們有沒有助紂為虐,甚至成為制度之惡,一手破壞香港的未來令青年感到絕望?下一代的處境,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些「上一代」一手造成的。

這些青年的絕望,除《逃犯條例》的近因外,更深層次問題是香港整個制度的淪陷。行政方面,特首由北京「欽點」並聽命中央,港人無權置喙,利益經常被出賣。立法方面,不同政見者被DQ(取消資格)或篩走,議會由建制派把持,由北京直接操盤,幫「黨」出聲,泛民費九牛二虎之力仍無力抗衡。由於整體選票中泛民支持者佔大約一半,香港有一半民意因而被廢,任由官員和建制派踐踏。司法方面,很多參與社會抗爭的人被判刑,社會進步和變革的去路被阻。整體制度上,兩制一國化,香港大陸化,國家安全無限大,紅線遍地,政治不正確者動輒得咎。

別人眼中固然有刺,但我們自己眼中,往往有的是樑木。出賣青年的人,應該感到羞恥。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任建峰:當保守政見都不容時

【明報文章】近期在朋友閒談中,都有不少人問我認為在反《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運動平靜下來後,政權會有什麼後着?老實說,一個財雄勢大的政權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我在這篇文章只提其中一項。

先提一些背景。在近一兩年(或許是更早,只是我個人或身邊認識的不同專業界別朋友所得知的是較近期的事),有好幾個專業界的領導層都出現了改變。從外界眼中來看,這些專業界的領導層,多年來都由本身是政治保守,在大多數議題上都是自行親建制的老行尊當道。他們支持中港經濟融合,會不時推廣前海、「一帶一路」、大灣區等項目。他們平時與政權關係良好,唯獨因為都是事業有成的人,所以又不會甘願毫無疑問地跟隨政權的一切要求或呼籲;有時在少數關鍵公眾議題上,他們甚至會與政權唱反調。

不過,這群老行尊已受到挑戰。挑戰他們的人,很多時表面上政見模糊,很少會見到他們提起自己與本地建制/統戰團體的聯繫;有些更是沒有這種聯繫的。但到拉票、收集授權票時,這群政見模糊人士就反而會得到政權很有組織的支持。在這情况下,一群多年來互相「拍膊頭」辦事的保守老行尊,絕大多數時間都不敵這樣有組織的對手;就算是較少人熱中去參與業界事務的專業界別,過往較多是靠保守老行尊「舉手」參與的領導層,近年都開始多了一些有政權撐腰的、表面上政見模糊的人士滲入。

至於那些有政權支持而進入各業界領導層、表面上政見模糊人士,有什麼取態?整體來說,他們就是比起之前當道的那些保守老行尊,相對地對政權更「聽話」了。

為何政權要連與自己政見相近的人都不放過?大家看看反草案運動就能見到答案。近月不少平時政見保守,但又未至於事事要聽從於政權的人,都站了出來反對草案。相反,那些其地位是靠政權支持而得回來的人,就不顧民意地撐草案至最後一刻。

有關情况在不同界別都有呈現。譬如說在基督教界,多年來被外界視為政治保守的大型教會恩福堂,主任牧師蘇穎智就在政府暫緩修例前,公開表明政府不應硬推草案。反觀,同樣被視為保守的香港聖公會,其教省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委員管浩鳴,就曾在今年5月出來撐草案。我並不是說管浩鳴在有關議題上的取向必定是被其政協地位影響;不過,政權或許難以避免就他與沒有特別政治職銜的蘇穎智的分別,作出猜測。
還會有人監察制衡政權嗎?

這一切就把我們帶回去這文章原本提出的問題。2003年反《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運動後,政權驚覺民主派的政治能量,然後就放資源在社區團體、非政府團體、不同專業界別,致力打斷民主派的樁腳。今次,眼見不少保守人士在草案議題上倒戈,政權的後着,或許會與2003年及近年不同專業界領導層滲透的行動相似。不過,今次政權打壓的目標,會是過往與其關係良好的獨立保守派,務求達到他們在有影響力的崗位上消失或「跪低」為止。

當政權連一群自主地政治保守的人都不容,而要以主見欠奉的完全服從人士取而代之,政權將來在社會上,還會受到任何監察與制衡嗎?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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