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June 05, 2019 21:36:09:[新观察/xgc2000.org]
【明報文章】「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按主辦單位支聯會的公布，有18萬人，雖然可能有水分，但一定是近年來的新高。警方指現場有3.7萬人，卻是有「打斧頭」之嫌，因為現場連球場通道、場邊以及草地也坐滿，也不止3.7萬人吧。但無論如何，「六四」已經30年了，香港人仍然年復一年的去維園悼念，其實好不簡單。
在歷史片段面前 歪理蒼白無力
30年了。1989年北京發生的鎮壓經過，文件也好，片段也好，證人的證言也好，也講得好清楚。大家只要在自由社會，上網搜查「六四」事件，好多文件、影片、評論、書籍等都可讓大家下載，相當齊全。正因為30年來，可以公開的資料幾乎已經公開，是非曲直清清楚楚，那些反駁稱六四沒有死人的說法、為中共開脫而用種種說法掩飾政權錯誤的歪理，在歷史片段及資料面前，都是蒼白無力的。
但如果我們以10年作為一代人的分界線的話，30年至今，已經過了三代人。1989年百萬人遊行，到了現在，晚會有18萬人。香港市民的反應，的確讓人有淡忘的感覺。當然，今時不同往日，香港市民即使有平反六四的想法，也不見得會參加悼念六四的遊行，也不見得個個都在每年6月4日，響應支聯會參加燭光晚會。另一方面，這30年來，北京對國內的控制愈來愈嚴厲。而在1997年之後，特別是近5年，北京透過不同方法，限制香港市民的政治自由，讓港人的無力感愈來愈大，覺得這種悼念的意義不大。因此，近幾年香港社會討論六四事件的焦點，已不是何時可以平反六四（相信中長期機會好微），而是如何「拒絕遺忘」的問題。
不願公開立場就是「遺忘」？
然而，為了讓「拒絕遺忘」的說法成為「問題」，就要先在社會上「製造」有一大班人，已經或正在「遺忘」。於是，政黨也好，外國傳媒也好，近幾年不斷去尋找「遺忘」的人士、團體以及年輕族群。誠然，如果有一些人士，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在報章、晚會力竭聲嘶要打倒什麼屠夫政權，但不久又回頭栽進北上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甚至是公開為政權塗脂抹粉的社會賢達，現在選擇「遺忘」的話，的確值得指摘。但是，一般市民呢？如果他沒有「遺忘」，只是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公開自己立場，不願意出席支聯會的燭光晚會，難道這樣就是「遺忘」，就要受到鏡頭的「批評」嗎？
今年的六四報道之中，筆者看得最不舒服的，就是有外國媒體，拿着有「坦克人」相片的電腦，在北京街頭訪問市民知不知道照片是什麼，再用鏡頭捕捉被訪者的反應。六四事件就在首都發生，一般中年以上的北京市民，怎會不知道呢？問題是，北京街頭的監控，可是全天候的。外國媒體的片段即使不能在神州大地廣播，但公安人員一定用放大鏡，審視每一秒的鏡頭。在這個高壓的環境，這位記者期望北京市民該作如何反應呢？如果市民不肯講出照片的真相，他就一定是「遺忘」嗎？如果市民講出真相，他就是一個勇敢的、拒絕遺忘的英雄嗎？不要忘記，在這個極權國家，肯拍心口講真相的北京市民，不止是勇氣這麼簡單，而是要承受難以預期的後果。那麼，記者又期待在極權社會生活的北京市民，可以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拒絕遺忘」需深耕細作
30年前，香港有過百萬人示威，報紙有幾十版批評六四事件的啟事，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遺忘」。但這樣不代表每年六四前後，市民就一定要公開自己如何拒絕遺忘，亦不代表每位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都要去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以示自己如何沒有遺忘六四，更不代表要逼青年學生在鏡頭前答六四是什麼，當他們答錯之後就批評青年不懂六四，甚至逼北京市民公開說坦克人的照片是什麼。「拒絕遺忘」是一個需要深耕細作的社會工程，需要在每一個社會領域，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社區教育等多個層面，將六四事件的原委、經過、責任等問題，傳承給下一代人。我們當然也警惕，極少數人以「向前看」、「殺人是為了日後經濟發展」的荒謬說法，冲淡六四事件，給一些極想社會各界「遺忘」的人士一些說法及藉口，散播不實的論述。但同樣，我們也應尊重每位市民有拒絕被指遺忘的權利，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及傳承。筆者有20多年沒有去維園燭光晚會，我沒有遺忘。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