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aha 于 June 03, 2019 15:26:06:[新观察/xgc2000.org]
历史的误会和被误会的历史
-写在六四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回顾那短短的几十天及其前前后后，我们发现，那是一段充满误会的历史。
那一年，学生们最早走上街头，是为了悼念刚刚去世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我们都记得，在胡去世的消息传出当天，至少北京和上海的不少高校都同时发生了一些事，由此成为这场运动的开端。当然这不是平常的悼念，实际上几乎从一开始就从悼念转化为一种诉求的表达或者抗议，其意思是要求中共官方为被遭遇撤职和撤职后继续被批评而郁郁而终的胡给予肯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胡讨个说法。肯定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肯定被认为是胡在任的时候进行的良好的民主化进程。
如果这样理解事件的最初起因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本身就包含着误会。
首先，虽然胡，实际上包括后来的赵，或许他们确实有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共方向。所以，认为胡的下台与去世表示中国民主化进程受挫，根本就是一种误会。
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在此之前，国人生活中大概只有两件事：活着和参与政治斗争，一面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另一面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政治理想与实践。随着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展开，人们生活有了更多内容，思想也又了更多内容。十年中，修正过去的错误，排除各种障碍，通过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从而实现民主化，最终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识。中共不断推进的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努力，包括废除终身制，也反复让这种认识得到加强。
所以不奇怪在被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受到阻碍的时候，面对八十年代末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政治上的“倒退”，民间会爆发出巨大的热情从而导致了那一场运动。
但实际上民众误会了上层的目的。
文革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超限战。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并不是要结束这个注定要持续产生内部斗争的体制，而是在斗争产生阶段性结果之后的调整。借助自然法则，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年龄优势的邓战胜了所有对手，在70年代末登上了权力顶峰并逐渐稳固下来，这种局面在中共历史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首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和稳定官僚体系不仅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须。
实际上，作为有远大目标的统治者，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放弃发展经济和构建稳定官僚体系的努力。之所以过去没有明确提出一经济建设为种新和推动体制改革，是因为以往的类似努力，都不得不服从于更加迫切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斗争。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发展经济也曾一度被提高到首要目标，但随即被党内斗争所替代，因为，延安时代的旧账未清。不成想，这个旧账一算，就算到了伟人们先后离世。这之后，邓才有了一段可以从容治国的机会。84年国庆阅兵，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天安门城楼上再也没有可以和他比肩的人了。
所以，邓或许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肯定不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总设计师，因为那不是他的目标。政治现代化、民主这些词，在八十年代或许被反复提到，但对于造词和释义能力极强的中共来说，所有的口号都不过是实现真实目标的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并不是一个新时代，从根本上来说，它和过去的几十年没有变化。
如果说把中共改革开放的目标当作政治民主化是第一个误会的话，把胡、赵当作民主化的实现路径就极有可能是另一个误会。
胡虽然有着值得称道的私德，后世的纪念文章也让我们相信，以儒家标准衡量，他是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型好官，但我们无法知道他最终的政治理想究竟如何。比起来赵似乎是更接近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他的经济和政治政策都有明显的西化的风格和更加明确的方向感。穿西装打高尔夫球的他甚至在与几个月后葬送了前苏的戈尔巴乔夫面签公开挑战中共的游戏规则，并因在失势后走到广场上的学生中间而被最终定义为失败的民主化改革者。
我们迄今无法确认，赵在结果胡的位置后在心底里有没有不同于邓的大目标，或许他只是想用更符合现代潮流的方式去实现和邓相同的目标。或许，他想做的只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在邓严重，他或许只是权力的挑战者而不是制度的终结者。
但无论如何，另一个误会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论是反官倒还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学生们都误解了他们作为目标的“民主”。
在风雨欲来的一段时间里，国内一些有背景学者和媒体热议的话题就是实现民主化，而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现实任务就是，结束中共领导人的非程序更迭的局面。实际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确实，从建党开始，中共领导人就鲜有善终的，如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那样任期届满而重新过上安定的平民生活更是不可能。但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论是为已经下台的胡鸣冤，还是当时正在台上的赵的未雨绸缪，都让人想到手拿着宪法被批斗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这种不符合西方政治程序的更迭方式，其实正是中共的组织程序的特征。
实际上，一直到六四开枪之前，不论是悼胡还是倒李，不论是下跪上书还是公开对话，学生们都没有提出真正的建立民主制度的主张，没有要求民权、没有要求立宪，至少，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立定宪法的诉求。
记得当时一位国内学者曾描述过，这是一场没有纲领、没有口号的运动。当两所知名高校的游行队伍在北京街头相遇时，群情激昂的学生们兴奋的一起欢呼，但他们居然喊不出一个共同的口号，所有的兴奋最后转化成一个单音节的重复：吼吼吼。
实际上，即便30年后的今天，当六四移民在纽约法拉盛进行图片展览的时候，除了精心收集的照片去证明那段曾经发生的历史之外，并没有借机提出比打到中共更具体化的目标。三十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没有有明确目标的行动，没有对民主化路径的描述，没有未来的蓝图。 有人评价，文不过法 轮 功，武不过郭文贵。全球各地旅行，从罗马到柏林，从纽约到香港，难免不被法 轮 功的报纸或行为艺术骚扰，欧美各国都是不是有法 轮 功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而莫名其妙的网红郭文贵，其粉丝数量也超越所有六四移民。
今天都是如此，更何况三十年前。
另一个方面，不仅学生们误会了历史，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实际上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误会。有人说，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天安门，那么，八九年能够发生的，不过是又一次八六学潮，也就是说，当局本来没有必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那个问题本身就是他们处于误会而创造出来的。
悲哀的是，我们知道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实在是处于他们自己的心虚，但我们今天却无法反驳，从维护其统治的角度出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毕竟，这个政权扛过了八九之后的国内国际的激烈谴责甚至制裁，到今天，六四已经不为年轻一代所知，中美贸易战中，国内的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可以媲美朝鲜战争时代，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考虑的是是否接受一带一路的倡议而分享中国强大的好处，意识形态的敌对已经被忘记，更多时候被理解成为大国争雄的一个砝码和手段。如一些红色网红所说，再熬过十年八年，中国经济更加强大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就彻底稳定了。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三十年前夸大敌情的误会是一种故意，它保证了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开明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孕育。
所以，对未来的估计也是一种误会。除了六四移民们在最近的纪念文字中继续表示的中国迟早会下台的自信之外，更多的有识之士，似乎也一直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的民主化会顺利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趋势，正义的一方必将胜利，现代化的中国必将民主化。
这种误会，其实是处于被误会的了历史。
二战的结束和其后几十年西方极全球大部分地方的和平与发展，让人类坚信民主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民主制度不仅是不可以战胜的，也将因为为人类带来美好的世界而最终被全人类所接受。冷战的胜利结束更是加强了这一信念。
这种信念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毕竟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定历史的发展是遵循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的。即便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不再是科学的，但只是用一个结论替换了另一个结论，历史规律必然发生作用的逻辑并没有变。
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误会。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其后在欧美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可能并不是人类发展的宿命，他是源于西欧的文明的发展的结果，但并没有理由认为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归宿。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石就是如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所述的那样：人权天赋，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是的，不证自明，因为这个类似数学中的公理，它不需要证明同时无法证明，因为它是一个信仰，一个价值观。我们无法证明一个文明高于另一个文明，也无法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就一定可以让一个族群生活得更加快乐和有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的学者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中看到，他们可能忽略了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差异，因此开始诘问历史是否真的已被终结，民主是否真的可以最终成为普世价值，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会因为现代化而消亡，或者是更加激烈。当家财万贯，且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官二代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头子，甚至亲身拉响针对基督徒的人体炸弹后，已经很少有人再确信历史规律终将会发生作用了。没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族群是否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整合进这个以西方文明为背景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的情况更加明显。西方思想传入指出，国人没有忽略任何一个西方流行的思潮，从民主思想到共产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到纳粹思想，都曾被当作是否可以富国强民的经书来研究和探讨，但惟独忽略了所有这些西方思想的基石性观念，那就是民权，或者说Liberty。
这个词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被严复翻译成“群己权界”。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翻译的精准，四个汉字精确表述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精髓。可惜这个词很快被日本人独特创新思路发明的“自由”二字取代。从此，民主自由的概念几乎总是因为字面意思理解成为老百姓翻身做主人和大家想干啥干啥。
当然怪罪日本人是不公平的。国人在引进西方思想史忽略了所有西方思想最基础的概念，真正的原因是几乎没有人觉得这个观念有任何重要之处。引进西方思想是为了救国，为了找到让这个国家强大不再受外来欺凌，人民生活富裕的道路。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总之，中国人的价值观没有变化，追求的目标也没有变化。从东西方第一次接触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
因为西方人也曾经相信所有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只要收到教化就会变和他们一样进入文明世界，所以也忽视了这个差别。把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当作了西方化，当作了民主自由道路上的过程。误会了真正发生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和与世界的深入接触，并不一定会让东方国家按照西方已经走过的路一直走下去。历史会出现岔路，或者说，本来就不在一条路上。当美国人终于发现把中国纳入WTO体系20年后，强大起来的中国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在另一个方向越走愈远，川普的对华强硬政策成为了两党的共识。但依然不能说，误会已经消除。
而在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误会。曾经有人提出过三百年殖民，这个提法被当作一种路径甚至连提出者的跟随者们都不认真，或许是被当作一种失望来理解了。而实际上，这也确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失望，甚至是绝望。
我们可以没有三百年殖民，但我们不能无视对历史的误会，一直坚信历史规律会发生作用，并且一直等待它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