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May 08, 2019 21:13:35:[新观察/xgc2000.org]
【明報文章】「六四」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已成為世界華人，尤其是香港人，一個揮之不去的集體回憶。30年過去，雖然香港的六四集體回憶也有消退的痕迹，但從傳媒輿論、民意調查，以至每年參與維園悼念晚會的人數來看，總體還算維持得不錯，未嘗不是一個異數。
何以香港的六四集體回憶能歷30年而未被磨滅？
集體回憶不是永恒不變的，可受到事件的性質、傳播活動、社群組織和政府行為的影響。集體回憶是一個爭持的過程，會隨着上述因素的改變和互動而演變。由於篇幅關係，我這裏只能集中探討一下傳媒在六四集體回憶形成中的作用。
六四的集體烙印
社會事件要進入集體記憶，必須透過傳播活動在一批人中建立對該事件共同體驗、認知和情感。愈是多人有同樣的認識，記憶的集體性愈強。要解析港人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只看其集體性尚有不足，還要考慮到它的深刻程度。經歷愈是熾熱、密集，人們的情感投入愈大，記憶也愈深刻。在集體回憶形成階段，影響愈是廣泛、深刻的社會事件，愈能在人們心中打下「集體烙印」。
集體烙印也者，是指民眾受到事件激烈的衝擊而造成難以磨滅的印象。六四事件可以說是箇中的典範。首先，香港傳媒從始到終都非常關注事件的發展，第一時間從北京進行大量報道，積極發聲。香港傳媒自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起，一直積極跟進事態的發展，從北京學生張貼悼胡的大字報，到上街遊行要求政府重新評價胡耀邦，以至學生要求與李鵬對話等等，均成為香港傳媒的重要新聞。雖然這只不過是事件的醞釀期，但是傳媒已爭相派出記者北上採訪，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
更為震撼的畫面發生在5月19日晚上電視的直播中。是時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揮拳宣布學運為「動亂」，宣布北京實行戒嚴，調派軍隊進城。由於當晚香港打颱風，大多數人皆留在家中看直播，所以能「目擊」此一重要歷史轉接。有幾萬人在看後更義憤填膺，冒着狂風暴雨趕到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繼而轉到新華社分社示威。這是六四事件白熱化的階段，示威遊行在香港和北京均已司空見慣，而香港的傳媒在報道及言論上，更傾向打破客觀中立的矜持，採取清晰支持學運的立場，起着動員和協調示威遊行的功能。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的事態發展更形緊張。最讓港人傷痛的電視畫面大概是裝甲車壓倒路障、軍人在黑夜中開槍、長安街上市民以大板車搶救傷者、坦克推倒廣場的民主女神，和堆滿醫院停屍間的受難者屍體。對於港人來說，在傳媒見證之下，「六四」是不折不扣的「血腥鎮壓」。對比官方的兇殘，在香港傳媒為時約兩個月鋪天蓋地的報道中，所看到的是學生甘冒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其動機顯得真誠感人。在一幅幅慘烈悲壯的畫面前，港人很難不為之動容。
六四的集體烙印因以上種種而得以鑄成。
社會罕見一致的立場和感情
傳媒之所以能產生集體烙印作用，不單是因為報道量大，還有是因為傳媒，以至社會整體，都意見一致，投入同樣熾熱的感情。在報道六四的時候，連一向緊跟中央的香港左派傳媒均認同學生反腐敗的出發點，認為政府不能以動亂視之，更不應對學生實行血腥鎮壓。香港傳媒本來的意識形態是多元對立的，六四時竟然可以統一起來，正反映出事件觸及傳媒的良心底線，以及北京學生運動感人的力量。
新聞工作者的傾向可說是社會的縮影。危機當前，無論是認知或是感情投射，香港社會的整體也倒向學生。當時社會各界，包括一眾親中團體及人士，均紛紛公開表態反對中央「倒行逆施」。《明報》在5月24日就以16版的篇幅刊登了64段有關的「廣告」。署名者包括300多名學者、商人、專業人士、演藝文化人、普通市民等等。其中廣為人知的人士就包括李嘉誠、何鴻燊、李兆基、吳康民、錢果豐、田北俊、唐英年、黃霑、倪匡、金庸、徐克、吳宇森、張曼玉、林青霞、譚詠麟等。
六四對香港市民留下深刻的烙印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本身也有行動上的參與，有所體驗。透過媒體表態就是一種參與，而集體行為則是更熾熱的參與方式。在「六四」期間，大規模和有組織的集體行為此起彼落，從幾萬人到上百萬人都有，當中牽動無數的民間動員傳播活動。不說別的，單是事件引發的人際討論就非常廣泛。這種種參與皆加強了六四的烙印作用。到了今天，不少香港人想起「六四」時，除了能記起一些動人的傳媒畫面外，也容易聯想起那時自己個人的情况、家人和朋友的反應，折射出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交互作用。
香港與北京的對比
總的來說，香港人之所以沒有忘記六四，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傳媒曾經全方位的關注事件，投入大量的報道及議論，與市民的核心關懷交感共鳴，形成深刻的集體烙印。這種烙印蘊含着共同經驗、認知和情感。加上不少香港人當年不是旁觀者，而是有所行動的參與者，是以烙印更難磨滅。
不過，集體烙印的存在並非集體記憶得以延續的充分條件。如前所述，集體記憶的命運會隨着傳媒、社會組織及政府之間的轉變及互動而演變。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六四的集體記憶在香港與北京的命運，就大概知道箇中道理。為了同一事件，當年大量北京的居民也曾情緒激昂的湧到街頭支持學生。雖然傳媒不曾大事報道，但是親歷事件的人也有不少，輾轉相傳更是不計其數，北京市民對六四的「真相」總知道一點。但當風暴過後，原來在六四期間建立的民間組織一夜之間變為非法組織，其領導人不是逃亡就是變為階下囚。官方大張旗鼓透過宣傳機器傳遞事件的官方版本，重塑集體回憶，激發民眾的愛國情緒，給予學運一個污名，支持鎮壓有理。到了現在，六四已成了社會、傳媒和網路的禁忌。結果，六四當年的民間的記憶不是被淡忘封存，就是被取代扭曲。對比京港兩地的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如果不是一國兩制容許香港享有它的相對自主性和開放性，如果不是支聯會與眾多民間社會組織的堅持及動員，如果不是傳媒能有效發揮它的載體功能，又如果不是傳媒當年鑄造出集體烙印，香港的六四集體記憶今天不可能與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禮。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