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November 20, 2019 20:25:02:[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楊森：港人團結面向中共中央的全面管治 由 明报 于 November 20, 2019 20:23:16:
陳韜文：抗爭不斷 步向「攬炒」 回歸民意
【明報文章】經過反修例抗爭運動，特區政府管治失敗已成社會共識。管治之敗，首先敗在對民意的無知與漠視，是政治傲慢的表現。經過連番挫敗，林鄭不得不承認政府脫離民意，乃有對話之設，在姿態上表示要了解民情，縮短官民隔閡。對話會本來未嘗不是溝通官民的一種方式。不過，官民對話一方面來得太遲，同時也顯得多餘，因為民意已寫在牆上，只是執政者視而不見而已。
民意指向
首先讓我們看看民意調查的結果。雖然民調有時有簡化之嫌，但它是找出民意分佈最有效及最科學的方法，是現代社會所必需。民調在香港已有30年的傳統，已成了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綜合港大、中大及香港民研多次調查的結果，絕大部分港人都反對修例、不滿警暴、對政府評價極低、不贊成港獨、對抗爭暴力不滿但存理解、主張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支持更大的民主化。這些調查結果是連貫可信的，清楚不過。不過，執政者好像盲了一樣，看到這些倒向一邊的數字而無動於中。這些調查報告是公開發表的，就算政府自己不做民意調查，總不能對有關新聞報道視若無睹吧？
其次我們看看社會運動反映的民意。參與及支持此次抗爭運動的人數可謂龐大無比，曾經上街的人數應有150萬以上。運動的形態激盪熾熱，抗爭方式創新多元，持續近半年而未見有平息的迹象，可見抗議者對訴求的執著以及對政府和警方懷恨之深。學者們的現場調查顯示，示威者多是年輕、教育較佳的一代，代表着香港社會有生力量的政治取向。
抗爭底線與民意逆轉
抗爭形式上，雖然運動有「和理非」和「勇武」之分，但是它們彼此關連互動。前者為後者提供掩護及支援，而後者則是前者向執政者施加壓力的着力點。兩者的訴求大體是一致的，接近社會的主流民意。他們之間除了年齡老幼不一外，對政治訴求的執著程度及偏重也有不同，對抗爭方式則有不同取向。他們之間的張力也不小，因為和理非一向推崇和平抗爭，拒絕暴力。雖然勇武抗爭者所用暴力曾多次升級，但「和理非」仍表現出理解容忍的姿態，未曾公開割席，敗了政府及一些觀察者對民意逆轉的期待。
對抗爭暴力的容忍是隨着運動演變出來的，是運動動態的產物。壓迫愈大，反抗愈大，這是抗爭的定律，是以大家心中麻木不仁的政府、濫權暴力的警察，皆是提高和理非對抗爭暴力諒解的要素。抗爭雙方一旦捲入武力互動，難免陷入武力升級的循環，抗爭暴力因而變得比較自然及可理解。運動初起時，有抗爭者已從林鄭「暫緩」決策過程中體會到武力衝擊的作用，是以「武力抗爭比和平抗爭更有效」的說法也為暴力合理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同時，前線抗爭者的犧牲精神及衝在前頭的勇氣，對和理非不無被感動或產生歉疚之感，就算對抗爭暴力有所批評，也未至於割席。此外，運動一直推崇「不指摘、不割席、不篤灰」的原則，為多數抗爭者所遵從。和理非縱使對抗爭暴力有意見，也傾向不以切割譴責的方式破壞運動難得的團結。
不公開大聲切割，並不等於沒有批評意見。凡傷及無辜、直接威脅市民或對手性命的行動，過火的武力，沒有底線的破壞，強加於人的「三罷」舉動都可能使人不安，難免惹起一些和理非的無奈以至批評。如前所說，因為警方及政府是更大的惡，是大眾一致指摘的目標，和理非未見起哄批評。
作為民意載體的傳媒
本地的傳媒多數已為中國及特區政府所籠絡，其政治取向基本上是親建制的。它們不會對運動明確支持，對抗爭者過激的武力則加以標榜及抨擊。親建制的傳媒雖然多，不過論影響力，則不及較為客觀獨立及具公信的傳媒。它們對過分的抗爭武力有批評，對政府的不是有時也不會太客氣。
社交媒體在香港輿論中的作用，足可以與大眾傳媒媲美。人們透過社交媒體觀看及傳送的信息大多數與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一致的，因而有「社交媒體是回音壁」的說法。現在絕大多數人都傾向支持抗爭運動，我們可以想像，社交媒體所交換的信息也可以作如是觀。
國際傳媒及輿論對香港的運動一直相當重視及同情。台灣的社會運動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獲得國際傳媒的關注。但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聯繫繁多，是國際新聞機構常駐之地，港人的英語能力也較好，是以出現「一方有難，八方響應」的局面。但隨着運動抗爭暴力升級，一些國際傳媒也開始把事件視為「暴動」，批評其中過分的暴力及對香港的危害。
無論是對本地社會大眾或是國際傳媒而言，抗爭者都不可以把他們的同情支持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對抗爭也是有底線的，傾向支持和平抗爭，對過分暴力也難以忍受。假如香港抗爭者長期及大範圍的挑戰他們的底線，最終可能會喪失丟失他們的支持，這是勇武抗爭者所必須注意的。許多社會運動的歷史表明，凡是脫離民眾的過激抗爭者，最終難免陷入孤立無援的敗局。
敲響攬炒的警鐘
面對以上史無前例的民意信任危機，執政者不但不加以疏導，反而採取漠視、只顧打壓而沒有積極作為，使香港陷入慢性攬炒的局面。所謂慢性攬炒，是指香港的制度及社會系統逐步受損，以至最後崩解，香港無復香港。當然，對中國而言，這將意味着香港一國兩制的名存實亡，中國再難以從中獲得現時的政治及經濟好處，香港反而變成它的包袱。除了香港的經濟、政治、教育、交通生活受到莫大衝擊外，現在連法院的解釋判定權也受到大陸法工委公然的挑戰，敲響攬炒的警鐘。這樣下去，雖然未曾動用解放軍介入香港管治，但是攬炒應是殊途同歸的結果。
如果執政者真的想拒絕攬炒，那出路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回應民意，以成立調查委員會為起點，在香港實行社會大和解，落實香港應得的高度自治和民主。看情勢，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是最可行及最具公信力的辦法。
有人說，因為警隊反對，故不能走獨立調查之路。中國是黨指揮槍，下級服從上級，只要中央同意，誰敢反對？獨立調查也者，就是要超越個人及特定團體的利益，警察豈能擁兵自重，超越制度存亡的考慮？
也有人推說暴亂尚未平息，獨立調查無從着手，造成雞與蛋孰先孰後的問題。若然政府是認真的，可公開聲言成立有關委員會的時間表及基本構想。雖然這樣有不足之處，但至少可顯出政府的誠意。
又有人認為中央愛面子，不會棄強硬路線而取柔性政策。不錯，所有執政者皆愛面子，但是現在遇到新情况，採取柔性路線是拯救香港的不二法門，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反而可以為執政者提供最佳下台階，為執政者爭取到調適的時間。事實上，歷史上偉大的執政者大多在關鍵時刻都要大膽妥協，當中不存在什麼面子問題。不要說遠，就以「一國兩制」的構想為例，鄧小平頂着意識形態上所謂面子問題，因應現實所需而在社會主義中國境內容納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
為了早日平息民憤，讓香港走出慢性攬炒的格局，使香港能夠重新出發，請容許我再重複一次：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走向社會大和解的第一步，是走出困局的戰略起點。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