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October 03, 2019 19:41:00:[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港人過關公安問話 口供資料現起底網 由 明报 于 October 03, 2019 19:35:36:
曾志豪：開槍之後
【明報文章】開真槍之後，香港已回不了過去，甚至被政權一步步迫向「革命」的結局。
首先，林鄭月娥的第二場對話會是不可能再辦下去了。上次對話會，或許仍能讓最樂觀的市民有一絲希望，是否真的能用「對話」代替「對抗」。不過6聲槍響宣布，政府選擇的對話方式是「讓子彈飛」。對話會聽了許多市民包括年輕學生的心聲，但政權不單沒有給出一丁點善意，約束警察，反而就在十一國慶把一個中學生用真槍打得重傷倒地！
最離譜可恥的是，明知十一國慶香港會有重大衝突，香港之首的母親林鄭月娥選擇北上慶祝，任由香港失控。還有哪個港人會和林鄭對話？
開槍後，「獨立調查委員會」已變成絕望。開槍後，消失已久，甚至令人懷疑已失去對警隊指揮控制的盧偉聰重出江湖，「電光火石間」判斷警察開槍「合理合法」，連「做樣」的調查、向受傷示威者落口供的門面工夫也懶做，顯示警察超越法律不受監管的橫行狀態。
警察開槍後，更不可能接受「獨調會」清算自己的「罪行」。可以這樣說，警察不惜用子彈去阻止「獨調會」成立。林鄭絕不敢在這個時候「出賣」警隊。
同樣，抗爭者也不會再談論「獨調會」，一來知道是無望的虛幻，二來已覺得警察暴力超過底線，單單「獨調會」已不收貨了。
開槍後，已無所謂民意逆轉的考慮風險了。之前抗爭者最害怕就是幹了什麼破壞行為會引起民眾反感，由贏變輸；但開槍後，警察做了道德水平最低的「墊底標準」，不論民眾做什麼事，都能用「警察開槍打人」來合理化一切。暴力衝突是可以預見。
開槍後，港人都意識到，當政權宣布你是「no stake in the society」，當警察公然侮辱你是「yellow object」，當監察政權的傳媒變成「黑記」，當受《基本法》保障的遊行集會權利的示威者被「物化」為「曱甴」，你便失去一切人權自由法治的保障，連作為人的基本尊嚴都被踐踏摧毁。
港人在開槍之後終於明白：沒有民主制衡，香港曾擁有的人權自由法治，都只是隨時可踢走的object。
開槍後，港人最擔心的是：這是最後一槍，還是第一槍？
作者是傳媒工作者
葉國豪：香港共同體意識的鞏固
【明報文章】反《逃犯條例》修訂抗爭（「反送中」）已逾百日，成為1997年以來歷時最長，影響也最大的社會運動。目前特區政府對主流民意與傳媒所支持的獨立調查仍持否定態度，民間抗爭因此未歇，對警察及政府的信任持續向下滑落。
抗爭起因並不複雜，但律政司與保安局明顯低估、誤判了市民對內地司法體制的不信任，運動進而被簡化包裝成「反送中」，引爆了自2009年4月開放「一簽多行」（2015年4月暫停）以來衍生的諸多中港矛盾。雖然抗爭直到7月21日晚間才衝擊中聯辦，但是至此任何與中國內地符號（五星旗、國歌等）相關的衝突，都會被北京檢視與嚴肅回應，因此加劇了中港關係的張力，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的共同體意識。
兩個策略 延續運動
一般咸認為當代香港意識誕生於1970年代，因為中港經濟發展等差異而產生的「我們」與「他們」的不同。這種不同，受大眾傳媒（電視、電影）影響而放大，甚至在1980年代過渡期中，因「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而延續固化。九七後各種本土保育運動，更漸漸影響市民思考自己與這塊生活土地之間的關係。如今物質差異早已不再是影響中港兩地認同的重要因素，相對的透過日常交往接觸，反而突顯在文化、行為方式與價值觀等理念上的不同。而此鴻溝，又將受到此次反修例抗爭而拉大。
有兩個出乎意料但具影響力的抗爭策略延續目前的運動，一個是始自8月23日晚間以手拖手形式在地面築成人鏈的「香港之路」（Hong Kong Way）行動。這個宣傳時間短促、具實驗性質的行動，竟然吸引逾20萬市民參與，在各區形成超過60公里的人鏈。這種抗爭方式不分年齡、性別、社經地位甚至族裔，參與門檻低且和平理性，更符合「be water」的靈活特徵，迅速在9月開學後成為中學生抗爭的重要手段。聯合大專院校師生在9月初兩星期的「罷課不罷學」訴求，產生了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更強大的動員與感召能力，讓政府不容易應對。
另一個是由民間作詞作曲的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這種自下而上結合集體力量的抗爭策略，迅速在全港各大商場與公共場所由市民傳唱，並且衍生出多個網上版本，甚至廣及台灣與眾多海外華人社群。
內生力量遠超雨傘運動
幾乎「零成本」但影響深遠的「香港之路」與《願榮光歸香港》，都是香港公民社會進一步成熟發展的指標，未來的抗爭將持續使用這些策略。正正是藉由每一對原本陌生卻互托的雙手，每一次略感尷尬又公開唱出的歌聲，傳遞了共通的經驗感受，鞏固了香港人的共同體意識。或許曾經第一次受催淚彈鎮壓、無辜地遭受警暴，甚或純粹的義憤，這股內生的而不是外加的，熟悉的而不是規定學習的力量，遠超過以佔領為主要抗爭方式的雨傘運動。如果說傘運的經驗強化了2014年以降的本土主義與扎根社區的發展，那麼2019年「反送中」運動，則迫使港人直面一國兩制實踐的內在局限，以及2047年以後的前途命運，為了落實真正屬於香港人應有的自治權利努力。
香港政治共同體再遇危機
作為抗衡，有團體與個人揮舞五星紅旗，在商場高唱中國國歌與《歌唱祖國》等紅歌，高喊「中國加油」情緒同樣真誠高昂。然而這樣一種對抗式的「反動員」，卻產生客觀上的兩種範式衝突，即一方（「集體權威範式」）是以普通話為主，由內地留港人士與親建制社團自願或動員高唱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愛國歌曲，強調過去的犧牲與成就，崇拜集體與領袖；另一方（「個人價值範式」）以廣東話為主，由香港人為主體，強調受難經驗的同時卻放眼未來，以追求自由民主等價值信念為目標，要「香港人加油」。對前者來說，這是「我的」領土；對後者而言，是「人」讓這個地方不一樣，我要「光復」它。其實這種出於鬥爭思維的對峙大可不必，其產生的衝突，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很多，一方面既強化了各自團體內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因為相互排除的效果而升高了對抗，因此隨後在部分商場發生的互毆行為，幾乎是可以預期的。
此時此刻，香港這個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確實再一次遇上了政治整合的危機。這不但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的結果，也突顯制度上的矛盾。1997年以前，危機可以透過傾聽基層民意，或增加精英諮詢而緩解；如今，若沒有經由產生一個真正意義上代表「我們的」、「問責的」政府，則難以解決。北京過去在處理香港問題中，時常存在誤判的問題，部分原因是對本地民情民意仍掌握不足，如不謀求實質改善，人心回歸難矣。相對的，在鞏固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如何建立一個多元包容、避免歧視與排除的社會，也非常重要，因為香港過去是、未來也是一個由外來人口為主組成的移民社會。最後，學習了解與適應大國崛起中的中國政治與社會，應該是必須，否則「反送中」運動絕非是最後一個與中港關係有關的抗爭議題。香港共同體意識的發展，幾乎是必然的，也注定將受到打壓。它是一種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避免香港退化為威權的警察城市。
日前具交通壟斷地位的港鐵，發生40年來最嚴重的列車出軌意外，事件原因仍在調查。然而港鐵近幾年來因管治失當、工程醜聞不斷、自降專業標準、涉嫌隱瞞錯誤等，對此事件似乎又不令人感驚訝。特區政府持有港鐵75%股份，港鐵之失也正是反映香港之失，不少人認為其實香港也正面臨「出軌」的嚴重危機。在尚未落實《基本法》所承諾的雙普選之前，每個人在其崗位中捍衛專業倫理，將會是維繫香港共同體的最關鍵力量。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