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转转转 于 June 11, 2018 20:33:04:[新观察/xgc2000.org]
作者：老先生(王晨光/武汉大学)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310293/answer/43902018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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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核心部分逻辑与叙述剽窃自：
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 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
金文和甲骨文部分的论证，可能转袭自朱凤瀚、杜正胜等人的著作。
对于那些回应说“阿姨有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崇尚实证、史料的史学研究所缺乏的”。对此，我说句玩笑话，我党编的历史教科书，也从来不提供思辨、考证，甚至是基本的史料出处，从小学到大学，你所用的历史教科书统统只提供观点，并且有着极强烈的价值取向，更有着贵姨所热衷的宏大发展叙事，请问，你也同样喜欢么？呵呵
最近一年，虽然学界内外有不同对刘批判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基本都没能黑到刘的核心症结，刘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叙事话语、史料取择、抄袭等，他根本的症结在于从封建论发展而出的解体中国论，更准确的说叫“分裂中国论”。
网上一位看客便曾写过：
“根据我之前刷阿姨学的东西，可以断定的是，贵国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多国体系，然后分别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我相信，对于这种耳融目染刘氏学说的信徒所言，应该是最直接的感触。而这本《经与史》，就是刘通过拼凑臆想出的先秦社会形态为主，来论述“封建制——解体论”的正当性。
这种解体论背后的利益关系是很明显的，联省自治结果最终只会是贵族的狂欢与庶民的末日，绝不会降低庶民贫富差距。先秦封邦建国的时代，永远是按血统分蛋糕，今日也不例外，只有统一与中央集权，才会顾忌贫富均衡，庶民才有晋升的可能，而不是相反。所以今日但凡鼓吹封建制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受众和他的教义一开始就是为既得利益与权贵集团而书写。（对其政治意图分析请看文末扩展阅读链接，以下仅分析该书主旨）
此外，即使看完下文后，我们完全忽略其史学方法和他的史学研究的严谨性，仅仅从“封建制”本身来谈，也不难发现，这种割裂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内在原因，强制的将两者对立而谈，问题极大。对此，笔者整理出三篇朱凤瀚的文章，因其专业性较强，仅摘录其中阅读性较强的内容重新组合，并略加引语，重拟标题，发在公共号上，如有兴趣，可拓展阅读。
朱凤瀚：贵族家族势力崛起与王朝衰亡 朱凤瀚：从封建制到王朝解体 朱鳳瀚：封建制的崩潰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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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不了解数卷学的人而言，你很难从他的信徒中真切地、清晰地、理性地了解这支流派的教义，而当你放弃在网络留言咨询，转而求诸于数卷的文章时，你更会被一种裹挟着神秘性、符号性的文字所迷惑，其中透露出的骚动不安与激进式的知识学形态更将那些陌生的读者拒之千里。事实上，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其原因恰恰贴合刘小枫对现代主义的描述：即
“构想多于观察、诗意铺陈多于描述性分析、解放主张多于症候分析、新异的知识话语的 建（或解）构多于对现存知识论述的审理。”
为此，本文将用平实的话语为那些仍对这一流派产生困惑的人阐释数卷学的写作手法与核心梗概，以免于部分读者仍被其教徒的装逼解释话语所遮蔽。
毋庸讳言，他的书中充斥着大量含糊其辞与复杂从句，这只有两种可能：首先，通过裹挟大量旁枝性的描述从而隐藏其理论出处；其次，则可以轻松逃避精细的考据，将一个有待论证的观点伪装成一个似乎只有卓见者才能洞察的不证而明的观点。
这些古怪的文体阻碍了持续阅读的兴趣，更体现在全书一方面既具有民国式文白参杂的文法与西方史学译注的句式，另一方面又在行文之中硬参杂进的各种不同文明史事的比附使得原本简单的叙事便得极为曲折。
与其将其视为作者的才情，不如将此视为作者论证的方式。譬如他先秦部分的观点，正因许多关于先秦的文献并非如同晚清史事般清晰明了，很大程度上即使地方行政制度、血缘社会演变、礼乐文化渊源等基本内容尚且需要借助大量的史料论证，而作者显然不愿做考据这种事倍功半的功夫，他只是采用“直接陈述论点+比附西方史事”这种如天启般方式直叙而出。这种笔法既非中国严谨的考据学风，更不符合简明扼要的汉唐注疏文法，只是对汤因比等历史学家文明比较式书写技法的拙劣模仿。与此相对，那些两三句便可概述的教科书式的史事却被生硬扩充为一整个段落。最终，看似句句富有哲思，实则阅读已被各种涣散与生硬的跳跃叙事所打断，使得正常的陈述变得离奇古怪。而作者不以为然，并在卷首的“致信”中认为这是他独有的“受体识别信号”，因为“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然而，不妨试问，倘若作者致力于一种秘而不宣的隐微写作，又何必将自以为的教内秘典抛之大海呢？
以下就用他尚未出版的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为例进行说明，这本书算是较为清晰且标注脚注的书，其内容也能体现刘仲敬的一贯理路。
略举一两例：
如该书2.4中一段是对礼乐社会的自由裁量权的分析，作者写道：“礼乐发挥精神熏陶和指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具体情况的自由裁量权。裁量依据仲裁者对当事人性格和环境的综合模拟，裁断纯乎一心，优先考虑对人的规训后果，而非具体事务的后果。”这原本是极为通识的对封建制下族内自决主体性的叙述，其意思大致是想说明原始习惯法对仲裁者素质的要求极高。然而，作者却硬要在后面添加上一系列“艺术-巫术”的比附，扯上：
“如果你根据体液学说或阴阳五行学说鉴别不同性格类型，相应地推断社交和博弈后果；就不能付诸实验证据，但推断的效果不见得会因此不可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擅长用交感巫术知人论世，面对缺乏这种天赋和能力的其他人，经常能够获得重大利益。这种人如果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中，很可能变成巫师。”实在不明白这句加在这里有何助益，仅仅是像高中生日记的梦呓一般进行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描述。
又如作者要说明“周代城邦内部的组织复杂度不高。诸侯和天子都是宗法家族的同构扩大。”其实已经很清晰的表明观点了，不过他又接着说了一句无意义的类比，他说：“犹如马里亚纳海沟的巨型阿米巴xenophyophore，规模超过了某些多细胞生物，但内部结构仍然缺乏分化，初期演化的路径妨碍了后期的结构深化。”这句话既无史事缀证“内部结构的分化”，也没有涉及“后期结构的深化”，不过是一条无意义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插入比附而已。
可以说全书充斥着大量为炫耀知识量但失败的点缀，混淆了主体论点。不过倘若抛开表面上糟糕透顶的论证方式和极端拙劣的西方译注式修辞，仅从文章内容本身来说，这并非一本装逼的蠢人写的书，作者有两点抓对了：其一，封建制与先秦地缘政治及文化的相关性是先秦研究轴心。一切有应围绕这点展开，核心论点在该书的3.3-5.3部分。这也是阿姨学的主体思路。其二，作者很明白历史考据派诠释学方法的微妙所在，至少比那些无法借助思想史方法分清不同注疏差别且坚信有“一以贯之”道体的学生要强，这点参该书后记。
换言之，在史料电子化时代，作者不去大费周章与时间梳理史料来排比论证一个内容，而是选择将核心理路直接扔出来，这可以说是最直接且清晰的。相比那些国内普遍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史学研究群体仅仅提供史料长编并不对“文明的性质提供理解”，作者实在是很慷慨的。但是正由于史料的极端缺乏，很多观点并非凿凿，其不得不采取独创的修辞方式，掩盖其疏漏，伪装成不证而明的天启，最终使得此书不登大雅。而在这种论证逻辑下，即使他的洪水预言，亦不过充斥为其地缘理论先设后的“论证材料”，相比他抽离出的支离破碎的史事作为佐证，这种“预言”更是一种无证之证，是对其复封建框架的"史料填充"，是他论证"四分之一剧本"的“臆想材料支撑”，而绝非推理后的结论。稍具历史常识，便能发现秦汉以降的故事都被他暴力的摘择并充作论据，由此，对未来格局的预测是正与全书论证方式贯穿，不过是用天启的语言充当史料的位置，正如有民哲用史料给《推背图》这种民间信仰文本做注一样，这里不过反其道行之而已。在竭尽全力读完该书后，不妨还是为一些仍处在混乱状态的读者分享一些草蛇灰线的全书梗概。
全书的核心论点用三字即可概括，即：复封建为什么复封建？因为封建制是“使命感和文化风俗不堕落”的保障。而郡县制这种“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违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天然适应相当于原始部落规模的小团体，迫切需要小团体内部的高度互信。”（p56）在作者看来，周代建立的封建制核心就是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相对于此的是普世性大一统帝国，普世性价值“残酷地剥夺了个体不可或缺的感情需要。”而“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小团体需求的投射”，因为“没有偏私、歧视和仇恨就无法生存。”（p57），所以，正是爱国主义情怀形成了驱动力。
而封建制的关键在于缔造精英。作者认为封建的优势在于有地方精英（贵族）。其优点是1、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2、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3、抗拒中央对地方利益的汲取。而郡县制则是比屠杀还要“可怕的暴政”，可怕直吹在于“巨细靡遗的格式化”。因为这取消了人们的“盲目”和“希望”，而这两点恰恰是“勇气和德性”的来源，所以在“麻木和绝望”中历史也将终结。也可以说：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而大一统的特点则是“唯才是举”，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那些传统熏染才能产生的行业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在作者看来，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因为“野无遗贤”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p80）诚然，在郡县制大一统下，赋税容易征收，但建立在封建制下的武士集团便绝没有保卫乡土的责任感，而仅仅是“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所以郡县虽然有结构扁平化的优点，却同时使得“社会普遍解除武装”。郡县制如同无根之木，必然衰败。但由于其高效率的征收与军事人力补充，所以在衰败之前，还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p96）因此作者有两种分判，即“历史之人”和“史后之人”，历史之人，便是指封建制地缘血缘共同体下的人，他们的生命力体现为“信仰的热忱”。而史后之人，则是大一统下散沙型的顺民，他们容忍暴政，沦为机会主义者。作者看来，汉承秦制注重布衣君相平民政权就是理解不了前朝宪法的“史后之人”。他们只是一群投机成功的暴徒而已。（p45）
作者认为封建与郡县之争在楚汉相争后就已经告结了最关键的“四分之一的剧本”。其中项羽所代表的是贵族军队，其特点是八千子弟作为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由于地缘和血缘性具有武技和勇气，但是其弱点在于，“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流民和顺民能够一再承受大屠杀的损失，然后同样大规模的补充和更换。贵族军队失去每一位骑士，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而刘邦不同，北方军队是散沙化的流民，是“追逐功名的个人冒险家和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缺乏相互协调和信任的习惯。”其怯懦不在于武艺，而是群众性军队“缺乏共同体纽带”的问题。但是他却能不惜以大规模的军力补充发动不惜人力的进攻。换言之，刘项原本都是打着复国旗号而起，但是项羽坚持了亲族血缘的封建贵族精神，是贵族的领袖，而刘邦蜕化成了流氓，不顾规则而取得胜利，是“乌合冒险家团体的僭主”。（p47）
可以说项羽、刘邦的差别便是作者全书论述的核心表征。在书中，作者不断的说明那种具有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的基因从中世以来不断的被添加进大一统帝国来维持生命力。譬如汉初，作者认为汉初“就是瓦解良民的组织资源，加快顺民化、散沙化的速度，从而降低吏治国家的统治难度。”其战斗力仅仅源于战国精神的残余，而非本朝的制度。换言之，作者认为战斗力是与共同体组织相捆绑的，没有共同体，谈不上持续的战斗力。“勇气和技术”只能内生于共同体，所以大一统的吏治国家只能将帝国军队交给蛮族，武帝首创了收编胡骑的政策，便是由于“随着良民的顺民化，胡骑的政治德性和军事素质都胜过流民冒险家，因为部落组织的习俗仍有其生命力。”（p53）
在文中，随处可见作者不遗余力的处处批判大一统的散沙社会造成的叛军和流寇。作者认为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其能横行天下的原因正是由于地缘与血缘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因为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所以看一个社会是否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对此，作者还有一段简短梳理：
“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后者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一样丰富。”（p85）
而全书的另一个核心则在于批判游士，也就是流沙社会里精英的游士化。如果说前文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多少都有过叙述，那么对于诸子游士化，包括对孔子及后代儒生的批判则是作者独创的知见。
对孔子等人的批判与对郡县制批判是一体的。因为作者看来，郡县制是建立在抽象原则和人为设计出的政治框架，违反了自然形成的贵族品质，而孔子等在封建制下将原本依托共同体才能孕育的贵族教义改造成“有教无类”的普世化教科书，实际便是在消耗贵族精神。这些贵族精神的“仁义礼智信”是不能通过语言传授学习的。“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只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才能产生良好的贵族修养”（p35），然而诸子百家将原属贵族社会的经验知识抽象化、书面化、大众化以后，贵族的精神被剥离共同体的机体被消耗了，相反为那些僭越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每个平民都幻想成为统治者，这就是所谓的百家出自王官，道术为天下裂。精英一旦游士化，便会加速社会的瓦解。
儒家不断的“将政治的败坏归咎于文化和风俗的堕落，从而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感。”实际上不知，政治的败坏恰由于脱离了共同体机体所导致，恰由于诸子消耗贵族精神并将其公开教授所导致。（p57）晚期儒家忘记了自己的教义和理想都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也就是共同体基础上诞生的精神，却天真地以为其是普世化的准则，以为道德教育和舆论约束足以保障世界帝国及其和平，又能避免暴政。殊不知这种缺乏共同体机体的教义只会使得真正奉行儒术者灭亡得更快。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所以说，诸子奠定的文明格局已经成为后代无法超越的“天花板”（p72）
正是由于这个天花板，造成了后代的格局。后代的“士族的礼法”绝不同于“春秋贵族的礼乐”，他不是为争取战争荣誉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保证宗族在战乱当中继续传承。士族的经学是文治的蓝本，预先就假定了世界帝国的和平已经实现。而原本春期贵族却培养共同体内部的骑士，两者是决然不同的。（p76）所以不要忘记，儒家在其热忱的顶峰，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维护者（孔子），是鼓吹人道高于王权的启蒙者（孟子）。后来已经由儒学沦为儒术，求为“缘饰”而不可得。汉儒在混融主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沦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p46）
论述至此，不妨再回到封建-宗族这条主轴线。可以发现秦汉以后，作者剩余的文字就是在不同朝代凸显那些试图回归乡土共同体的案例。乡土共同体能够提供资金，能够提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其根源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p81）与之相对，大一统下的官僚只是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譬如，在他看来“商君、吴起以降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绝对君主不断削平贵族、豪强，制造散沙平等社会。项王、吴王逆水行舟，相继败亡。汉武帝继承了商君和始皇的传统。元、平以来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儒化大家族不断挤压君主和浪人，制造门阀宗族社会。新莽、曹公逆水行舟，次第颠覆。司马氏继承了光武、袁绍的传统。他们的受禅纠正了官渡之战的错误，他们的东渡纠正了王濬楼船的错误。历史撇开智者和强者的武断干预，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p62）
而对于魏晋以降，作者则总结“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而“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p79）
当然最终可以肯定，全书的核心正是从3.4《礼崩乐坏》一章展开，相比而言，这几章与之前对殷商时代的描述脚注少了很多，这正说明该书最先完成这一部分，并熟稔的将各种已不能辨别文献来源的思绪熔铸一体，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理路。如此，前文引用甲骨文和考古学论文的叙述倒更像是极力搜括佐证西周之前的脉络变迁，应是后期从该节扩充出去的论证。譬如对周礼的方国与部落渊源脉络梳理（p2，p6），以及殷商地理阻隔向地域不同形态的演变过程。（p11），以及社祭所代表的平民对贵族文化模仿与地方共同体形成的初期历史。（p20）。关键更在于，前面对封建与郡县对峙的源头梳理尽在此章，作者的核心也隐藏在此。也可视为对普世精神的一种驳斥，作者写道：“这种“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制定”的古老传统能够有效地抑制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锁闭通向僭主政治的道路。原始儒家尊礼抑法和反对僭政的倾向相互支持，跟他们在这方面的健全常识不无关系。然而，战国儒家更多地开发了孔子学说的启蒙主义因素。他们对普世伦理价值寄予了太多的信心，倾向于将先王之道解释为仁义的抽象原则，迫不及待地推行人为设计的仁政蓝图。事实上，孟子比子产更加崇拜立法万能主义。前者的仁政跟后者的刑鼎一样危害习惯法，而且可行性远不如后者。这种演化与其说出于个人的因素，不如说出于时代精神的熏染。秦汉以后，伦理的普世主义渐渐变成了吏治的普世主义。汉儒将周礼重新解释为吏治国家的设计蓝图，在宪法意义上恰好是刑书和刑鼎的继承者。”（p38）该句所透露的“古今之争”，有心者自能意会一二。
最终不得不震撼于这部有志于贯通中国史上封建制情怀的小册子，居然鲜见一段对某一特定问题进行详细考察，除开篇借甲骨文和考古论文攒出的殷商史事外，全书建立的土壤不外乎几本正史或那些未被列入脚注的通俗著作。这很大程度囿于作者可能并没接受过传统史学与文献学训练。在我看来，至少作者本可以进行历史地理学基本的训练完善其核心章节——诸子百家思想与地缘学的论据，不至于仅仅用寥寥几句惨淡的话勾勒关键的楚国、韩国、齐国的地缘与非封建思想的产生渊薮。作者也可以稍微借鉴包山楚简的研究完善郡县制与封建制分裂初期的原因。作者还可以稍加耐心的读读诸子注疏与宋代儒家著作勾勒儒家思想的差异性，而非仅仅尴尬的摆出几条白虎通义。作者更可以深入周礼制度与东汉经学的经学大义差别之处勾勒考察。这些都不至于使得那关键的“四分之一的剧本”显得羸弱不堪。不过作者却仅满足于勾勒大致的框架，然后随机的将正史片段套进框架中并略加其热衷的中西对比修辞。最终弘大的视角却衣衫褴褛，除了不断提示读者“封建大法好”外，根本没能深入到思想史与文献的脉络中，不过念在考据费神费力及可读性的种种弊端，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一位年过不惑之年的人而言，可能也是最好的促销与鼓惑方法了吧。
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促销和蛊惑换来的只是一群缺乏历史学训练的“信众”，这群教徒崇信他的教义并无异于在20纪初激情崇信唯物主义历史阶段论的大学生。尽管如今看来，后者这种裹挟着虚妄式社会改造情结所建构的历史激进主义已经终结，残余的信众显得迂腐而可笑。然而惊诧的是，当有人造作出新的臆想式地历史解释范式并喊出“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反知识的口号时，居然又能吸引一批新的信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所以，尽管以上所举该书的任何一个论点，但凡稍具历史研究能力的学生略花时间都不难考察其乖谬所在，但我认为这并不在知识辩证的层面，而是为何一种“白莲教弥勒转世的教义+反知识论的理论空想框架”便可以再次吸引一批非社会底层而稍具智识的民众，这才是我们应当警醒的，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一副漫画所说的：
不过，最后不妨引用1942年钱穆对26岁的弟子严耕望说的一段话作为终结，宾四说：“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重要。”
宏大的视野与现代史家本应具有的野心而言，这本书比那些躲在角落攒史料发核心的研究者强多了了，但是可惜作者却不愿在此多下功夫，也可能作者乐趣不在于此，所以，大概也难逃“几年后便换一批”的大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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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为文章知识论层面分析，该书政治意图一些体悟，请参考如何评价刘仲敬的新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转载者注：以上文章并不代表转载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