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常乐 于 April 06, 2018 04:14:53:[新观察/xgc2000.org]
自由法治化，包含一体两面的演化：一是人群中的个人自由权利（或人权）保障增加，二是人群中法治（或法律支配）增加。由于这种演化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也可以简称为“自由化”或“法治化”。
个人的自由权利或人权，一般用列举方式，例如美国小罗斯福总统列举的世界各地人民都应享有的四大自由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些权利可以用美国心理学者马斯洛的个人心理需求层次理论来比较。马斯洛提出：个人的心理需求，有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免于匮乏的自由与生理需求关系最大，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安全需求关系最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与社交需求关系最大。
法治首先是构建基于公平善良的伦理、习惯法及自然法的法律体系。其次是强势者严格遵守法律。人群中最强势的是法律允许拥有最强大暴力手段的政府，所以政府必须最严格地遵守法律，法无许可皆不可行，而个人自由权利也可以说是法无禁止皆可行，当然还会受到伦理的限制。
自由法治化的较高阶段是民主化。民主制是共同体的多数人治理，高于少数专制者治理大多数人。近代民主主要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以及民选行政首长和法官，辅以直接民主，即对于重大议题的公民投票。民主制是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律支配的更强保障，因为可以通过民选和公投实现多数人的治理要求。
世界近代以来的自由法治化兴起和逐步加速是明显的。在这样的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下看东亚大陆（或中国）的演化，才能看清后者的长时段走向，不会被短期的异动、停滞甚至倒退迷惑。
群体的政治演化是复杂系统，因素很多，举些例子。
在世界的自由法治化程度上，倒数几名的顺序是：朝鲜、古巴、中国、老挝、越南。
朝鲜和古巴是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中国是在从政治极权制度（国族社会主义、纳粹制度或法西斯制度）向全面极权制度倒退的途中，老挝和古巴是政治极权制度。为什么最差的是这几个国家呢？因为它们沦陷于或曾经沦陷于全面极权制度。这些国家适合于比较，适合比较程度稍逊一筹的，是曾经沦陷于全面极权制度的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柬埔寨。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规模。人口越多，自由法治化相对就较慢。人口超级大国只有中国和印度。印度虽然自由法治化好于中国，但在世界上算不上好的。但是人口规模并不能作为单一有效因素，因为第三人口大国美国处于世界自由法治化前列，而几百万人的新加坡还是威权制度，差得很远。
第三个因素是族群多少和民众的国族认同程度。中国、俄罗斯等族群极多和民众的国族认同程度较低的大帝国，为了压制各族群的离心力，需要剥夺个人多项自由权利，不择手段的治理，花费巨额资源，尽量消平突出地区。
第四个因素是民间的组织化程度。弱小的个人难以抵挡强大的政府等强者。民间的组织化与自由法治化是正相关的。全面极权制度的最极端实例是家庭都被消灭而达到民间无组织，例如太平天国、中国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和红色柬埔寨。遭受全面极权制度的全力打烂民间组织的国家，即便在基本上许可民间组织的威权制度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和柬埔寨，重新构建民间组织的自发演化也需要较长时间。
亚伯拉罕三教（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最重要效应是构建自我治理或较低级的自我管理的共同体，而这种效应在东亚大陆历史上的儒家那里只有很低程度，而在佛教、道教哪里就更低了。汉族各族群即便移民海外也难以建立甚至是自我管理的共同体。
第五个因素是距离世界自由法治化中心的远近。距离中心近，受到影响快而强。近代以来自由法治化的中心，曾经是英国，此后转移到美国。东亚大陆处于最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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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家庭中的控制狂和控制狂政府
控制狂政府，学名叫极权（主义）政府。后者听起来挺学术吧？有些人提到也装学术，例如贴出搜索结果：始于苏联还是墨索里尼，好像跟中国人关系不大。实际上，这是中国从1940年代末至今承受的最大磨难。
勾勒极权政府的恶行，可以借助于相似而更简单的东西：家庭中的控制狂。也可以由此比喻，极权政府就是控制狂政府。
家中控制狂，必定要使用暴力手段。中国描写家暴的影视出现很晚，第一部是本世纪初（2001年）才播放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此剧影响巨大，家暴名医丈夫扮演者冯远征让人望而痛恨，如同1940年代共军士兵看《白毛女》时击毙黄世仁扮演者。受害妻子扮演者梅婷也让人望而同情。
中国广泛的对家暴控制狂的痛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是当代才会有的现象，因为很多人的家庭中没有控制狂的家暴了，而很多人家中虽然有控制狂的家暴，但知道有些小伙伴家中没有这些，非常羡慕。中国当代以前，家中控制狂的家暴很普遍而且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就不会有广泛的痛恨。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出现上面那么广泛的对控制狂政府的痛恨，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是控制狂。
有些人知道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是控制狂乃至生活在这样的外国，为什么不痛恨乃至赞成中国政府当控制狂呢？回忆一下阿Q进过县城回未庄后谈论城乡切葱方式等差别吧，他认为家乡的方式是天然合理的，县城人的方式是古怪的。不过有些人未必这么死脑筋，未必以为控制狂政府是天然合理的，但“我大清自有国情”，不用暴力来控制严密，国中必乱乃至分裂。这些人被称作“精神赵家人”（精赵），也就是把自己当作控制狂政府高官。
家中控制狂有轻有重，形成一条程度上的连续链条。粗疏地切成两截，较轻的是要维护在家中的统治地位，较重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控制家人。
与此类似，控制狂政府较轻的是要维护统治地位，我称之为政治极权主义，也可以叫做政治控制狂。始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政府，强化于希特勒的国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政府。一般谈论纳粹的罪恶，大多是侵略战争和大屠杀，较少涉及控制狂这个更深层的罪恶和前两大罪恶之源。
控制狂政府较重的是要尽可能多的控制国人，我称之为全面极权主义，也可以叫做全面控制狂。始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化于秦始皇的朝廷、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共产党政府。
家庭中的控制狂还很多，但已经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部分受到法律的限制。
控制狂政府很少了。全面控制狂政府只有朝鲜和古巴共产党政府，而政治控制狂政府只剩下中国、越南和老挝共产党政府。其中中共政府正在向全面控制狂倒退。
政府恶化为控制狂的风险，需要警惕。控制狂政府和非控制狂政府之间，是模糊的过渡地带。
例如孙文和蒋中正不但受到中国传统控制狂政府思想的影响，还受到苏共影响。蒋中正曾要求共产国际让国民党加入，但只被接纳为观察员。他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是当时共产国际中官位最高的中国人。蒋中正后来又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
再如李光耀创建人民行动党前，受到英国法西斯工会的影响。该党的格言都是从该工会抄来的。
家庭中的控制狂和控制狂政府，是需要警惕的罪恶姐妹花。
（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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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刘仲敬是个什么家
我在一个贴子里夸奖刘仲敬是个天才的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有跟贴说他更多的是个政治理论家，还是个动员家或煽动家。
政治理论家跟政治哲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吗？理论和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吗？
“理论”有三个意思。如人理论上可以活一百多岁，这里的意思是“可能性”。再如牛顿理论，这里的意思是一个思想体系或包裹。理论家中的理论，意思是概括（或普适化，generalization），就是找出制约所观察现象的规则或倾向性。最初做概括的是思辨人文学者，或者叫哲学学者。后来分化出理论科学学者。哲学和理论科学的差别是，前者的概括范围较大而后者较小。
历史学包含史料学和历史哲学，但是历史哲学没有分化出历史理论科学，因为历史哲学的概括范围很难缩小。历史哲学家也就是历史理论家。
政治哲学分化出属于理论科学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是政治理论家。刘仲敬做政治哲学，不做政治学。
刘仲敬先做民国政治史研究，认为中华国族构建没有成功，再延伸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认为中华国族构建还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梁启超袭用奥斯曼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的中华国族主义，也就是大帝国整体上市为民族国家，全民国族认同难以建立。日清韩人的玄洋社/黑龙会（包括孙文等）袭用泛德意志主义、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泛儒家国族主义和孙文等的泛华夏主义实现难度也差不多，难度最小的是欧洲开始的小国族主义。
刘仲敬把这种历史哲学用于中国现状概括和未来展望，就是政治哲学了。
有空时普及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算不上动员。
（20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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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眼下的拳匪还是那么蠢
庚子年华北闹义和拳匪，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用刀枪不入的戏法，骗到被强大的洋人威胁到自身利益的保守派统治者。保守派统治者病急乱投医而愿意受骗，特许拳匪杀人抢劫。几十万拳匪杀了没几个洋人，倒是杀了几十万中国人，抢了更多的中国人。等到以中国士兵为主的两三万外国军队打进北京，保守派头子慈禧太后一路狂奔逃到西安，还命令清军协助外军清剿拳匪。拳匪杀人抢劫很爽，却不知洋人的强大，不担心统治者的卸磨杀驴，闹着找死，是蠢死的。
眼下的拳匪，首推毛粉。我写过篇文章，标题是“毛左、毛粉和毛诈”，说毛左大多是毛粉，“大多无差别，千人一面：低智商，缺知识，没品味，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令人作呕，无视即可”。这种脑残毛粉，可以直接叫作“毛蠢”。
有个毛蠢剽窃文章，死不承认。另一个毛蠢为他辩护，说别人文章都可以借用，自己就这样。真是没有最下贱，只有更下贱。这跟拳匪和共匪抢劫是同一个土匪思路，你的就是我的。抢到没人生产财富和文章，你们还抢什么呢？
毛蠢低智商、缺知识，除了剽窃，就是骂人。剽窃不认账的毛蠢骂人爱用“狗子”。“狗子”是毛蠢中常用的，来自北方一些方言，可以看出毛蠢的土鳖。
更下贱的那个毛蠢骂知识生产者是“犬儒文人”。“犬儒文人”也是毛蠢中常用的，可是完全是胡乱使用。犬儒是外来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自以为对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不好，没什么是非对错。毛蠢望文生义，以为是“狗子书生”。实际上毛蠢常用的“中共不好，外国也一样不好”办法，倒是犬儒的一种表现。“文人”的本义是写诗歌和文艺散文的人，也就是诗人和散文作家，其他知识生产者都不是“文人”。“文人”的引申义，是与军人相对的非军人。毛蠢望文生义，以为写文章的人就是“文人”。
毛蠢和另一帮拳匪有交叉，后者是沙文主义者，有人称之为“爱国贼”。这两帮拳匪都跟普世价值较上劲了。
普世价值是大多数人相信的价值。例如金钱就是一种普世价值。人们要相信金钱通用，才会把生产的财富换成交易中介物——金钱，便于购物和储存。现在还不相信金钱的部落民，只好继续以货易货。
再如婚姻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们要相信婚姻的好处，才会结婚。现在还没有婚姻观念的部落民，只好继续非固定关系。非部落社会中不相信婚姻好处的人，会不结婚。
当代拳匪说普世价值是骗人的，是中共都不得不纳入骗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24字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是大多数人相信的，拳匪如同不相信金钱或婚姻的部落民，不相信这些价值的好处，就是愚蠢罢了，可还要拼命反对，就是加倍的愚蠢、下贱和邪恶，比拳匪前辈更严重，因为是在一百多年之后。
（201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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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它容易与专制主义（despot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纠缠不清。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形态，而威权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较为缓和的形态。
极权主义一般认为始于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但是它的雏形可以在更早的太平天国等里面看到。列宁主义派生出来的较为缓和的形态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我把前者称作“全面极权主义”，把后者称作“政治极权主义”。
君主专制之类的威权主义曾经是人类普遍的政治制度，而极端的极权主义是少见的和短暂的。极权主义必须动员大众。列宁主义主要动员占国民大多数的穷人，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主要动员对外国、少数族群和不听从者不满的大多数国民。动员的目标是战争或备战状态，动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洗脑。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欧洲强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覆灭，标志着政治极权主义走向死亡，尽管它从1960年代开始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以及19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越南老挝等亚洲共产主义国家回光返照，但这些世界边缘国家只是政治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罢了。
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的覆灭，标志着全面极权主义走向死亡，尽管它还在朝鲜和古巴苟延残喘，但这两个世界边缘国家只是全面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罢了。此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或许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的终结，各国政治制度将收敛为非极端状态。
中国1949年从苏联输入建立全面极权主义，到毛泽东死后缓和为政治极权主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中共党魁盲目自大，再次开始更加极端化的摆动。中国极权主义的更加极端化，深受其害的是中国百姓，对于世界没有多少影响。
中国人很容易从中国看世界，而且把中国看得过于重要，所以要么说中国将称霸东亚乃至世界，要么说中国将腐蚀或将战乱加诸东亚乃至世界。中国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比，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分量低得多了。中国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或穷国家，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样的世界边缘国家，还谈不到称霸或成为国际大祸害。
中国等极权主义国家的国民和移民外国者，有不少拥护极权主义的。其中有些是不相信极权主义的，只是从中牟利罢了。还有些是被洗脑了，成为被统治者动员成功的对象。前者是极权主义的投机散户，后者是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
（201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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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刘晓波与世界和中国的自由/法治化
四度被囚禁达十三年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6月传出消息，肝癌末期才被保外就医，7月13日在监管中病逝。这引起国际上对中共的强烈谴责和对刘晓波的深切悼念，
刘晓波是世界和中国自由/法治化进程中的伟大斗士之一。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1年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附注）中提出，世界经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
民主一般主要指间接民主，也就是普选议员（内阁制）以及更普选行政首长（首长制），其次是直接民主，也就是对政策的公民投票。普选有可能被操纵，而且普选出议会可能设立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法律，行政当局可能实行人治，因此一体两面的自由（法律和政府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法无许可则政府皆不可行，法无限制则公民皆可行）和法治（政府遵守法律）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政治进步指标，“民主化”可以改称为“自由化”、“法治化”或“自由/法治化”。
第三波自由/法治化从葡萄牙、西班牙到东亚、东欧和南部非洲，停歇于1990年代中期。
在世界自由/法治化进程中，中国是最边缘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权主义统治，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波全面极权主义化：1949-1976年。政治上对于公私领域的全面控制，经济上的全面统制/命令，国族上的革命国际主义化。
全面解冻短波：1976-1987年。政治控制部分退出私人领域，经济统制/命令退出部分领域，国族上革命国际主义被极端国族主义取代。结果是政治极权主义化或国家社会主义化（即法西斯主义化或纳粹主义化）。结束于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经济解冻长波：1987-2008年（经济统制/命令退出更多领域，但仍保留控制力，特别是完全控制特许和垄断行业）。
第二波全面极权主义化：2008-。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2000年“入关”后外资和私人资本加工出口业发展迅猛，主办奥运会，这些使得中共党魁误判世界和中国局势，以为西方衰败，中国崛起，因而加强政治控制、经济统制/命令和对周边地区的渗透和威胁。
中国处于最野蛮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是讨论中国问题时不能忘记的。极权主义统治，与威权主义统治（如蒋家王朝、新加坡、自由/法治化之前的韩国和缅甸）归入专制统治，但是极权主义统治比威权主义统治严酷很多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宽松的政治极权主义统治时期（1976-1987年），比1987年解严之前的台湾、新加坡、自由/法治化之前的韩国和缅甸严酷很多倍。
刘晓波参与中国社会活动，始于参与1989年中国大城市的市民起义。此后一直参与要求自由和法治的社会活动，到2008年全面极权主义化开始而被判重刑，监押至死。
刘晓波继承和发扬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但极权主义统治者比威权主义统治者野蛮残酷很多倍，所以刘晓波的遭遇比甘地、金大中、昂山素季艰难悲惨很多倍。
刘晓波继承和发扬理念和勇气更多的前辈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伟大斗士：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但是一直处于世界文明边缘的东亚大陆，极权主义统治者也比欧洲及其边缘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野蛮残酷很多倍，所以刘晓波的遭遇比那些前辈艰难悲惨很多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蛮残酷并非只限于统治者，还有很多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受性。这样的被统治者，值得刘晓波与其同志奋斗牺牲吗？刘晓波的选择是大慈大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暴力反抗是鸡蛋撞高墙。这有云南沙甸起义等先例，而非暴力反抗也是鸡蛋撞高墙，这有1989年中国大城市起义等先例。对于刘晓波的同志来说，路在何方呢？恐怕只能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和被统治者的认受性挖山不止。极权主义统治终将衰败，中华帝国问题会很大很多，刘晓波的同志可以思考讨论后极权主义的中国前途。
附注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01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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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习惯法和成文法
习惯法体系有几种，源于英国而传到原英国殖民地如美国等地区的，叫作普通法系，还有的就是少量宗教法体系，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实行的伊斯兰教法/沙利亚法体系和不丹实行的藏传佛教法律体系。其他地区实行成文法体系，也叫作大陆法系，源于罗马法，近代成形于西欧。此外，少数地区如苏格兰受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影响，形成混合法系。
习惯法的基础是习俗，而成文法的基础是自然法。习俗可以调查到，自然法在哪儿呢？那就要靠人的理性来思考了，所以法国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者说，理性是万物的尺度。自然法要由学者来瞎子摸象。
远古的小共同体如部落中，习俗包含了后世的伦理性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二者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民间还是有类似的习俗。例如源于中国农村的习俗，婚丧等花钱较多事情，要向亲友借贷，名为收礼。亲友有婚丧等事时，就要还债，名为还礼。这里面包含了欠债还钱的规范。
这样的借贷还债习俗再进一步，就是标会习俗。一个农民要借贷做小生意，找九个亲友标一个会，请他们抬会各借给自己一千块钱。轮着借贷，说好顺序。下一期是九个亲友之一借入其他八个人各一千块，而前一期借入者还出一千块钱再加上利息。如此继续下去。在习惯法体系里，不会禁止按照习俗的民间借贷集资，而是发生纠纷起诉后，进行仲裁或审判，形成判例。被援用多的判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的大陆法系里，民间向多人大额借贷是违法集资，政府可以抓你处罚你。浙江的吴英搞大了，差点被枪毙。
欧陆和迁移到英国的日耳曼邦国，搜集判例，编成法典。欧陆近代的日耳曼人建立中央集权邦国后，改用简单的成文法，而英国近代的中央集权尝试未成功，保留了习惯法体系。英国连成文宪法都没有，只有不成文的习惯宪法。当然习惯法体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也需要法官、律师、法学家的实践和研究活动。英国的多数日耳曼人从信奉多神教变到信奉天主教，再变到信奉新教，宗教对法律有很大影响，但政府近代已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教分离，法律对于宗教是中立的。
伊斯兰教法等宗教法系，包含了法律和伦理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学习普通法系，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教分离，法律对于宗教中立化。
王岐山在会见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时说，司法独立是不行的，要由共产党领导，宪法也是人写的。
在成文法体系里，宪法当然是人写的，但是宪法要接近的自然法，要听法学家等学者的，不是听党魁的。只有党魁说了算，那就跟皇帝口衔天宪一样了，就是古代观念了。
（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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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法治”知易行难
“法治”是个常被曲解的概念，例如被理解成“依法治国”，但前者很容易清楚理解，因为人人都有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
例如，你去棋牌室小赌怡情，打斗地主。这是中国扑克赌博最常用的打法。规则是棋牌室老板特别制定的。老板也参加你这一桌。你出最大的大王，老板出小王压上你。你说不合规则啊，老板说我说了算。你敢怒不敢争，因为老板是黑道。
规则或法律制定之后，就是最大的，要改变就要走程序，让大家知道。这就是规则或法律最大，所有游戏参与者包括制定、执行、仲裁规则或法律者都要遵守。英语里叫做rule of law，可以翻译成法律统治或法治。规则或法律最大的游戏，是公平游戏。英语里叫做fair play，汉语曾经音译成“费厄泼赖”。有些人会有印象，因为鲁迅有篇杂文的题目叫做“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不管有没有规则或法律，暴力或武力最强者如黑道或政府最大，就是人治或强权统治。
“依法治国”是中共以治国者身份来说的，因为没有说中共自己是否在法律之下，所以引起疑问：党大还是法大？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对提问记者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近期北大的御用法律学者强世功说，党大，因为法是党领导创立的。这个理由不成立，这不是老子生了儿子就比儿子大，而是前面说过的创立了规则或法律后，游戏参与者是否都要遵守。党大就是人治，法大就是法治。
“法治”有个同音词“法制”，后者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这两个同音词意义没什么关系，但容易听混了。有些人说“法制”相当于英文的rule by law，这不对，后者可以汉译成“以（用）法统治”，这和党比法大的依法治国意思相通，都是法家玩剩下的了。
虽然人人都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知道规则或法律应该是最大的，不然游戏就不公平，但是黑道或政府有刀枪，老百姓只有天灵盖，要实现法治需要艰难的历程。
（20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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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经济观、政治观和国族观的左右光谱
上个月我写的两篇文章里说过：中国、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早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他们不是意德那样原生的，而是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只好改革。演变包含三个方面：（1）从全面极权主义到政治极权主义，（2）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还有可能到经济命脉公有制），（3）从革命国际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
所谓“民族社会主义”或更常见的译名“国家社会主义”，更为人所知的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人们喜欢放到左右光谱里，便于把握。共产主义一般被说成极左的，而民族社会主义过去一般被说成极右的，近年来有人认为是极左的。
从开头说的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三方面差异可以看出，这两种意识形态各自至少包含了经济观、政治观和国族观，所以必须在不同方面区别左右，不能笼统地打上左右标签。
在经济观上，共产主义主张公有制和指令经济，是经济极左派。
民族社会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张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系。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主义还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体系。这是经济激进左派。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北欧西欧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等）主张高税收高福利，有些还会主张企业员工入股乃至集体所有制。这是经济温和左派。
经济温和右派主张对自由市场经济有所限制，以较低税收和福利阻止贫富差距扩大。
经济极右派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尽可能减少税收和福利。
在政治观上，共产主义主张全面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也就是政权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人，行政权为王，实行人治。这是极端专制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极左派。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政治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也就是政权控制媒体、教育等政治相关领域，政权为王，实行人治。这是政治专制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左派。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主张个人合法权利不容侵犯，民间团体和媒体制约政权，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民选，政权中三权相互制约，法律为王，实行法治。这是自由民主派。这在中国被称作政治右派。
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自由不受政权限制。这按照中国式光谱，可以算政治极右派。
在国族观上，共产主义主张革命国际主义，是国族极左派。
一般的国际主义如欧盟的理念，是国族左派。
一般的国族主义，是国族右派。
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极端国族主义，是国族极右派。
（20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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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共同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马恩也把共产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论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
共产主义者首先在俄国执政，然后蔓延到东欧和东亚。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在意大利执政，然后是更强的德国。德国纳粹党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通常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字母简称。
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差别在于：
1. 共产主义实行全面的极权制，而民族社会主义主要实行政治上的极权制。在这一点上，意大利法西斯党政权学习了苏联政权，而德国纳粹党政权学习了前二者。
2. 共产主义剥夺大部分私有财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民族社会主义只是对私有企业加以限制。
3. 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而民族社会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
共产党政权还剩下五个：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朝鲜和古巴还坚持共产主义，而中国、越南、老挝已经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
近日凤凰卫视爆出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谈要大干一场，就是企图以复辟共产主义为幌子，利用民众的仇官仇富，搞第二次文革，夺取党国最高权力。
或许有人认为我是拿法西斯主义来丑化共产主义和中越老，我并无此意，而且法西斯主义丑化不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更丑恶。
法西斯主义在大陆被批臭了，通俗化成了惨无人道的意思。法西斯主义是墨索里尼用的名称，实际上还是民族社会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放不进去的。
说中越老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也没有丑化的意图，因为这三国的国内现状还不如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的意大利和德国。
至于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意德那样的对外军事扩张，越老太小，可能性不大，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这个实力。
（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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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
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源远流长，流派繁多。
早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不满和药方，提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其最早实践就是欧文在美国的新村实验。这类实践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美国最著名的极左派乔姆斯基（麻省理工的退休语言学教授）是犹太人，年轻时和未婚妻去这种农庄生活过，差点决定留下来。
此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出很多版本，最著名的就是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实践就是欧亚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还有一个著名流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通常译作：国家社会主义），是对一战后国际经济危机困境的不满和药方。民族社会主义不是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是很粗糙的意识形态。最著名的两个说教者，墨索里尼是记者和街头政治活动者，而希特勒是退役下士和街头政治活动者。民族社会主义包含了政治极权主义（独裁主义）、极端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意大利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叫做法西斯主义，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语中，法西斯原是当中包着一把斧子的一捆木棍，曾经是古罗马执政官的仪仗，象征着权力和威信。19世纪被用来指称激进团体。与这个象征物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口号之一是“力量来自团结”。除了力量或权力和团结，这个象征物还让人想到古罗马的荣耀。国家法西斯党通过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上台执政。
希特勒在微型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Z、纳粹）的街头闹剧啤酒馆政变后，被捕判刑。在狱中，希特勒写了民族社会主义的书《我的奋斗》，出狱后通过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获得总统兴登堡任命，担任总理。然后通过警察抓捕其他党议员，获得了国会多数，在兴登堡去世后，被国会任命为德国元首。
法西斯被苏联和国际共运及左派当作政治极右派的代称，是从西班牙内战开始的。受到纳粹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军人专制派与共和派开战，支持共和派的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赴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参战。苏联宣传机器把佛朗哥称作法西斯。
苏联后来把入侵的德国也称作法西斯德国而非纳粹德国，把二战称作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是把德意日都称作法西斯。实际上，在二战初期，苏联是和德国签约合作的二战侵略发动者。苏联与德国签订密约，互不侵犯，并瓜分波兰，并且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德国进攻波兰，苏联就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还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密约。
二战后，德国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曝光，纳粹和法西斯臭名昭著。
去年至今的乌克兰事变和俄乌战争，普金把原乌克兰反对派和事变后的乌克兰政府称作法西斯，其控制的俄国宣传机器就都这么说。
法西斯在中国也是早已扩大化，泛指残暴统治、惨无人道等等。民国时，中共和左派盟友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法西斯，侵华的日本是法西斯（跟着苏联说的。至于大屠杀，日本对华清末就有过旅顺大屠杀）。毛泽东说，我死后，共产党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江青说抓捕她是搞法西斯。老干部说文革中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搞法西斯迫害。
中国、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早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演变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他们不是意德那样原生的，而是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只好改革。演变包含三个方面：（1）从全面极权主义到政治极权主义，（2）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还有可能到经济命脉公有制），（3）从革命国际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和意德的民族社会主义一样，不是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很粗糙。
发达国家的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欧社会党的，包含高税高福利和部分企业国有化。在19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破产后，西欧社会党放弃了部分企业国有化的主张，如英国工党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向中间方向移动。另一类是北欧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的，就是高税高福利。
（20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