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明报 于 December 17, 2018 19:09:18:[新观察/xgc2000.org]
劉銳紹：政治大倒退抵消開放成績
【明報文章】改革開放40年，中共大事宣傳「成就非凡」，藉此增加凝聚力。習近平更會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鞏固其核心地位。筆者不否定在這期間的某些成績（成功的原因卻有不同於官方的解讀，詳見另文），但既然官方的宣傳只側重歌功頌德，本文不妨集中在官方不談甚至忌諱的內容，以作平衡。
概括而言，過去40年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國際影響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但在政治、社會管理和意識形態三方面卻不能起飛，近年更是大倒退。
制度改革步步為營 畢竟有點成績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3個轉變：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封閉、半封閉轉為對外開放；由墨守成規轉為多方面改革。同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發表講話，明確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1980年8月，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怎樣才能避免文革重演，鄧明確回答：「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要建設民主和法制。原來在此之前幾天，他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涉及領導人任期限制、分權和監督問題。
對於仍受封建意識束縛的中共高層來說，能說出上述的話已算有所突破了。其後，它的制度改革十分審慎，步步為營，但畢竟也有點成績。這裏試舉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可謂最具新意。當時我長駐北京採訪，不少人認為「十三大」是中共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的政權解放，「十三大」則是思想的解放）。
例如，「十三大」同意「黨政分開」（初名「黨政分家」，但高層擔心失控，最後否決），黨管黨的事，把國家的事情交還政府管理，黨只作方向上的領導。這種意念後來發展到「黨企（業）分開」、「黨教（育）分開」、「黨群（眾）分開」；於是，民間經濟、教育事業和社會團體逐步鬆綁，出現小量民營企業、受規範的函授教育機構和「單細胞非政府組織」（即不能串連活動）。
又如，「十三大」提出「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這兩句說話經過多番爭論，才能得到確認。於是，「知情權」和「參與權」的概念出來了。一年後，《新聞法》開始起草，3批開放派人士受權研究，分別是由全國人大前常委胡績偉（《人民日報》前社長）領導的班子、北京的人民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當我看見《新聞法》第一稿時，最搶眼的就是「保障新聞自由」也列入其中。
再如，國務院設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部級單位）和研究所（「體改所」）。雖然正職是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但其實同時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其中「體改所」更起用多位年輕人，銜枚疾走，低調行軍。
此外，中央逐漸開放言路，有兩次知識界的聚會備受關注，即北京飯店會議和都樂書屋會議；改革派、自由派紛紛發言，成為1979年「理論務虛會」以來知識界和民間的最強音。
還有，「十三大」確立在中央委員會實行差額選舉。當年的差額比例只有百分之五，但已發揮威力，令「左王」鄧力群落選。我清楚記得，消息公布後，北京市民大放鞭炮，奔走相告。
「六四」後政治改革完全停頓
可惜，政治改革在「六四」後完全停頓。《新聞法》只出了第一稿就被腰斬，30年來不再提及。「體改所」的精英各散東西。不少改革派、自由派成為杯葛對象，或被開除出黨。實施了短時間的「黨政分開」，在江澤民主政時已走上回頭路──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兼任。差額選舉雖然保留至今，但沒有按原計劃提升到政治局也實行差額選舉。胡錦濤年代曾嘗試政治局「海選」新增的委員，但習近平上台後又取消了。換言之，差額選舉只增加少許差額的比例，其他原封不動。
至於退休制，更是波濤洶湧大翻覆。鄧小平確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10年，並寫入憲法，江澤民後來還定下「七上八下」的基本原則。可是，鄧小平沒有實質遵守退休制度，自己擁權和在幕後操縱至垂死之時；江澤民也不遵守「七上八下」原則。習近平接權後，乾脆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長期掌權鋪路。
習近平的政治倒退
習近平的政治倒退，不單在退休制上，還表現在高度集權之上。他除了黨政軍大權在握之外，還兼任至少12個領導小組和高層委員會的負責人；在法律事務上，「709大抓捕」是他的「代表作」；在意識形態方面，他上台後即明令「七不講」（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普世價值等不能講）；局限人民與境外的正常往來（例如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利用科技監控人民（例如「互聯網管理法」、人面識別系統、社會信用系統等）；轉彎否定「文革是災難」的定性，變成有正面意義的「艱辛探索」……例子太多，難以盡錄。
中國的希望 不能寄託在領導人剎那「開明」
回顧40年的政治步伐，可見中國仍是一條腳走路，只講發展經濟和硬實力。軟實力是什麼？沒興趣知道。中國的封建土壤實在太厚了，既得利益者感到利益受損時，必然集體反撲，更令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這40年還令我有一點感悟：中國的希望絕不能寄託在領導人剎那間的「開明」之上。
鄧小平雖有少許政治改革的動機，但即使他仍然在世，也不能落實自己的話；1992年的「大南巡」掀起「再改革之風」，實際是他在北京被保守派圍堵後才想出來的釜底抽薪之法。即使是評價較好的趙紫陽，也是在失去影響力之後才真正懂得民主自由的重要性。江澤民為了鬥倒政敵，才推出「七上八下」，但他自己也不遵守。習近平更只集中在個人權位之上，振興中華仍然前路漫漫，政治改革更是遙遙無期。
（評析改革開放40年之一）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