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常乐 于 December 02, 2018 07:15:59:[新观察/xgc2000.org]
关于前现代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或自由化、法治化、自由和法治化、民主化）的关系，有政治学者1949年提出一种概括，叫作“现代化理论”。首先，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下，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有相关性。这被称作“内生民主化”。其次，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没有相关性，政治现代化需要外部作用。这被叫做“外生民主化”。此后有政治学者否定“内生民主化”，而近年来又有学者加以肯定。
内生民主化理论影响很大，从美国政客的一些言论中也可以看到其影响：“里根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1999年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俱乐部，他预计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7000美元，结果中国2013年就达到了人均GDP目标。”（附注2）
中国成为内生民主化理论的反例，值得探究的问题很多，下面简单谈谈两个：（1）极权制度的垮台不能概括进内生民主化理论；（2）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但人均GDP提高与中产阶级扩大的相关性受到外地居民收入、税负和贫富差距的强烈影响。
至今为止，极权制度垮台有三波。
第一波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是被盟军打垮的。
第二波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东欧共产国家中，大多是苏联附庸国，只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从苏联附庸国变为独立共产政权。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垮台浪潮，始于苏联在美国和西方遏制下被压垮，无力控制其同样受到美国和西方遏制的东欧附庸国，各附庸国共产政权垮台。冲击波所及，美国和西方遏制和介入兼施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共产政权也垮台，苏联共产政权也垮台。
第三波是中国附庸国柬埔寨共产政权，是被越南打垮的。
至今为止的极权制度垮台，都是外部作用造成的，没有什么“内生民主化”。
威权地区的现代化，包含了经济、民间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同步发展。这是“内生全面现代化”。
极权制度是控制狂制度，政权通过至上而下细致入微的政党等官方组织控制经济、民间组织、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不容许这些方面独立自由地发展，因此就不会有“内生全面现代化”。
现在残存的极权地区，有中国、越南、老挝这三个半共产（国族社会主义、纳粹或法西斯）国家，还有朝鲜、古巴这两个共产国家，都没有什么“内生全面现代化”的迹象，不必再幻想会有了。
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因为从现代化国家的历程来看，只有中产阶级扩大到占人口多数，才有力量迫使威权统治者放松控制。
人均GD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却可能相差很大。影响的因素首先是外资收入，其次是贫富差距。
GDP即地区生产总值，包含了外地居民投资和劳务等收入。外地居民收入较高，则本地居民收入就相应较低。本地居民也有对外收入。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NP（居民生产总值）。
人均GN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税负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N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贫富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还需要考虑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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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从“谁又丢失了中国”说起
（1）
今年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例如附注1、2）。这个问题在1950年代讨论过，因此现在是再度丢失中国，问题变成了“谁又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 again?)。
这个说法让有些望题生义的中国人不满，理由是美国从来没有拥有过中国，哪来的“丢失中国”？实际上美国人讨论的是丢失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个说法还容易误解为只是追究一些人责任。1950年代的讨论，相当大部分是追究一些亲共官员和专家的责任，而近期的讨论基本上是探究对华政策的失误。当然有些美国保守派民众借此声讨克林顿、欧巴马等自由派，可是小布什等保守派也难逃责任吧。
中国政府也曾遭遇外交大挫败。1930年代，国民政府“丢失”了日本。1940年代末，红朝政权“丢失”了西方，1950年代末“丢失”了苏联及其附庸国，1960年代初“丢失”了印度，1960年代中期“丢失”了多数东南亚国家，1970年代后期“丢失”了越南，2010年代前期再度“丢失”了日本，去年“丢失”了韩国，今年“丢失”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发生外交大挫败后，中国政府和主流学者专家从不探究对外政策失误，而是责任都推给对方，永远是对方阴谋的受害者，永远要对方改邪归正、悬崖勒马、不要砸自己的脚，自己永远伟光正，永远吹嘘要打败对方，永远丧事当喜事办。这让人想起有的幼儿撞到桌子或跌倒在地，父母会哄孩子说，是桌子或地板不好，还会拍打桌子或地板。这样宠溺的孩子长大后，就会有挫败都怪环境，拉不出屎也要怪马桶没吸力。大多中国政府中人和主流学者专家等中国人，就是这种中国巨婴。
附注
1. ROBERT D.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2. WSJ| 世界推开中国大门时，美国人怎么想？
http://global.sina.cn/szzx/article/20180806/036af23c98051000.html
（2018年8月12日）
（2）
“谁又丢失了中国”的反思对象时间段，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当然没有什么美国与红朝的友好关系。1972年至今的46年，依据国际局势以及美国和红朝对于双方关系的方针，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1972年尼克松访华-1991年苏联解体
在此阶段之前的1969年，毛泽东为了凝聚国内乱局后的忠诚而重新设置国外头号敌人，发动对苏边境战争，险些遭到苏联的核打击。
美国为了借苏中压北越与美谈判结束美国民众严重反对的越战，也是本着对头号敌人苏联遏制战略包含的分化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针，见缝插针地对红朝示好，红朝乐滋滋地从反美掉头为媚美。
（2）1991年苏联解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对红朝绥靖的战略理由，但是拥抱熊猫派的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和最大化自身利益，却大幅增加对红朝的优惠，而红朝也乐滋滋地更加媚美。
（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红朝误信美国和西方的失败主义思潮而错判美国步入衰败的下坡路，狂妄地自以为将接替美国的世界独大地位，从媚美转向对美挑衅，相应地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加强控制，向着毛泽东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倒退。
美国进行反击，开始“重返亚洲”，遏制红朝。
（4）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美国对中兴禁运，立马让中兴这个通讯设备销售额世界老四和中国老二濒临断粮而停产，让红朝和中国民众看到美国的压倒性实力，独大梦碎，只好服软。
美国继续此前开始的对华贸易制裁等遏制措施，并针对红朝的反制裁而加码制裁。
（2018-9-14）
（3）
1972-1991年的美国对红朝政策，是介入为主，遏制为辅，或者说是绥靖政策。这有很强的理由，就是分化红朝与美国首要敌人苏联，即便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对红朝的绥靖政策已无战略理由，理应改采遏制政策，但是遏制却越来越弱，而介入越来越强。这有几个原因：（1）苏联和东欧共产制度（全面极权制度）覆灭，让美国和西方认为共产制度已经彻底失败，而剩下的共产国家朝鲜和古巴以及半共产国家（政治极权国家，或国族社会主义国家，即纳粹或法西斯国家）中国、越南和老挝都不会再发展出像苏联那样强大而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共产国家；（2）虽然中国是实力最强的半共产国家，但是中美实力对比如同蚂蚁和大象，不能引起美国的警惕；（2）中共的经济政策已经从共产制度的基本上政府控制放松为以政府控制为主和以自由市场为辅，并宣称要增加市场经济的比重，让美国和西方误以为中共要放松为以自由市场为主；（4）对华利益集团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5）期望中国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自由和法治化）。最后两点需要展开说说。
美国的对华利益集团首先是商业利益集团，包含对华投资获利者和对华出口、进口获利者等。富商可以变身为政客（成功者成为民选官员或政治任命的政务官）。例如美国最大投行高盛的两个共同主席和共同高级合伙人之一的罗伯特.鲁宾，1993年1月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政策助理，主管克林顿设立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1995年1月担任财长，直到1999年。在此期间，鲁宾代表美国对华商业利益集团，大力推动对华介入政策，推动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此后鲁宾长期担任花旗银行董事并控制了该行最高层，让花旗银行参与收割了对华红利。
其次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政客。民选官员和政务官需要政绩。对于弱小的中国，费劲地减少介入而加强遏制，吃力不讨好，而且看似没有必要，反而是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可以获得商业和外交上的政绩。亲华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和芮晓俭等至今还在反对川普政府对华贸易制裁等加强遏制的政策。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的政策，获得了中共或明或暗的积极配合，暗中配合的例子如中共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给间谍（美国华裔商人龚某）30万美元，命令他捐献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再如亲华的最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最近被FBI查到，以前的一个司机是中国间谍。
第三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高级官僚（事务官，包括职业外交官和军官）。高级官僚也需要业绩，和政客一样愿意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中共前些年得意的宣称，对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理由之一是中共与美国行政当局建立了六十多个联络管道。
第四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对华政策研究者。对华政策研究者发表对中共有利的研究成果，会得到中共的奖赏，例如拥抱熊猫派老大戴维.兰普顿教授担任中国研究系主任的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中共通过白手套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投入的大量资助。反之将受到惩罚，例如林培瑞教授和黎安友教授数十年不能访华进行调查和交流。拥抱熊猫派老二沈大伟教授曾经备受中共中央党校推崇，但在批评中共2009年以来倒退而前景危殆后，就面临中共的惩罚。对华政策研究者中，部分也是政客，曾经担任政务官或有潜力担任政务官。
第五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媒体。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同样是有利于中共的，会得到中共的奖赏，反之则受到中共的惩罚。这导致不少美国媒体自我审查，例如彭博社的一大赚钱生意是销售国际即时经济数据。要在中国销售，就不敢得罪中共而封杀关于贾庆林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美国的媒体，也是生意。例如彭博社是彭博信息技术公司旗下的。彭博社和彭博公司的创始人和控制人布伦博格（彭博的另一个译名）不但是富商，还是政客，曾多年担任纽约市长。曾经加入民主党，后改投共和党，最近又打算竞选总统而再加入民主党。
（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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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十年一梦黔驴路 赢得国际流氓名
黔驴以为即将当上国际头号霸权的十年，始于十年前的雷曼时刻，梦碎于今年的中兴时刻。十年自嗨，四面出击，习惯性地沿用对内的蛮不讲理，造就了国际流氓形象，终于成为的是过街老鼠。
在所谓雷曼时刻，美国第六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资不抵债而倒闭，引发美国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危机。那是明斯基时刻的一个例子。明斯基是美国经济学家，描述过经济泡沫产生到破灭的过程，而大泡沫破灭时刻就被人命名为明斯基时刻。
经济泡沫产生和破灭，是市场经济反复出现的常见现象，不足为奇。十年前开始的大危机，是大萧条以后美国和全球最大的危机。
危机时期，人们过于悲观，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和西方走上下坡路，衰败不起。美国和西方的失败主义论调，过去多次出现。在美国，曾经因为苏联在欧陆部署数量压倒性的坦克大军而出现，因为对日贸易逆差庞大而且日本大肆收购美国资产而出现。
美国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危机，对于幸灾乐祸的黔驴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而美国和西方的失败主义论调，对于只要听喜讯的黔驴来说。是让它亢奋得发抖的兴奋剂。
黔驴从1971年投靠美国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因为有利可图而明面上百般讨好美国，例如跟苏联抢着逼越共与美和谈、让美国在新疆设立对苏信号情报搜集网、进攻苏联支持的越南，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法治、民主制度映现出中国极权制度的野蛮落后而在背地里逢美必反、逢西必反，因为共产意识形态破产而主要鼓吹沙文主义并破坏国际秩序而受到美国打压。
到了十年前，听说有些美国和西方学者论证了美国和西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剩下的不就是黔驴块头最大了吗？黔驴不用打仗就能当上国际头号霸权了，黔驴极权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得来全不费功夫，爽歪歪了。
由此开始，黔驴不再讨好美国了，反而敲打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就更不在话下了，谁有损黔驴的面子，例如让达赖喇嘛访问，就经济制裁谁，不买你的货。对于周边如台湾、南中国海诸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更是大肆渗透和撩蹄子了。
台湾问题的要害是，台湾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黔驴想把美国势力赶走，夺取台湾。
打败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基本上是美国打的，而打败德意的欧陆战争，主要是美国打的。二战末期，美国主导的美英苏对德意日清算安排是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但是正式条约是迟至1950年代初的中华民国与日本的旧金山和约。因为此前中国大陆已经赤化而且在朝鲜攻击美国，美国为遏制红色中国而进驻台湾。
虽然美国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从1972年开始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并没有打算退出台湾，听任黔驴夺取台湾。美国坚持的是，维持国际秩序现状，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红色中国，按照住民自决原则，只有台湾多数人要求加入红色中国，美国才会同意。
黔驴错过了韩战前美国放弃台湾的攻台窗口期后，2008年之前黔驴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的口号，不过是宣传罢了，但是从2008年开始，黔驴以为美国要衰败了，对台加大文攻武吓。时至今日，引来美国反扑，通过“台湾旅行法”等，加强美台政治和军事合作，回击黔驴。
南中国海是国际海域，其中基本上是没有领海的礁石。黔驴翻出民国政府莫名其妙的十一段线，因为送给越南岛屿而缩小为九段线，把南中国海基本上说成黔驴的领海。这没有得到南中国海诸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又被国际法庭判决为无效。黔驴将占据的几个礁石造成人工岛，加以军事化。这引来坚持维持国际秩序现状的美国和西方的反扑，美、法、英、澳等进行挑战黔驴主权宣称的军舰自由航行行动，美国还派出威胁轰炸人工岛的B-52战略轰炸机飞越。
伴随着黔驴在国际上到处撩蹄子，黔驴对内强化极权统治。1976年毛泽东死后到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黔驴从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演化到政治极权统治（国族社会主义制度或纳粹制度）。由此到2008年，实行政治极权统治。从2008年开始，以为极权制度战胜了西方自由、法治、民主制度，开始向1949-1976年的全面极权制度倒退。倒退速度快得惊人，至今已是复辟大半了。
所谓中兴时刻，是今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黔驴国企中兴公司，对其禁售美国货七年。中兴公司失去美国技术和中间件供应，立即停产，面临倒闭。中兴公司是电信设备国际销售额老四和中国销售额老二，美国一纸禁令就可以将其捏死。这让黔驴头号霸权梦碎。
在这十年中，美国和西方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快速复苏，而且更加强健。相比之下，黔驴大规模投资基建阻挡经济下滑，造成三十多万亿无效投资，而且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和市场，债务增长速度古今中外第一，泡沫严重。
黔驴到处撩蹄子，赢得国际流氓的名声。如今头号霸权梦碎，成为过街老鼠。
（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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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中兴事件面面观
近日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禁止售予美国技术和产品，这也就禁止了其他国家厂商将包含美国技术和产品的东西卖给中兴。禁令长达七年。
中兴是通讯设备（如移动网基站设备）和终端（如手机）制造商。前者占销售额约六成，后者约四成。中兴的进料（特别是芯片等高技术产品）有二到三成来自美国供应商，而且很多是没有其他国家厂商能够替代供应的。这么一来，中兴难为无米之炊，在一到两个月的备料用完后就过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的时间点，恰逢美中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前哨战）白热化而略微降温。川普把对华惩罚关税的牌叫高到1530亿美元商品额，习对川普最新1000亿的加倍死磕叫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害怕川普玩真的，而且再没有1000亿的对美货物进口额可供对等反击，因而在博鳌论坛发言中认输服软。习如同其他共党官员，吃硬不吃软，对于强硬清算中国政府的川普来说，是个正反馈，谋划更强硬地对付中国政府。皇帝软了，拳匪生气了，指责皇帝太怂，不是男儿。
此时美国一个禁令，就把中兴这个通讯设备销售额全球老四和中国老二要捏死了。这个震撼弹把拳匪也震蒙了。
被美国捏在手心里的，何止是中兴，还有中国的很多产业和军用设备。美国过去是帮你发展，让你开化后逐步融入主要是美国打出来和建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同时借用你牵制苏联，还赚你的钱。苏联早没了，你小富就贼溜溜的，赚你的钱越来越受气。你还要反国际秩序，搞国际流氓体系。中国防长跑到俄国公开说，要跟俄国加强军事合作，就是给美国看的。这么粗蠢的张牙舞爪，中兴事件就是退烧药。美国一拔技术输液管，中国很多产业和军用装备就是中兴这死相了。美国如果不跟中国玩了，当然有很大损失，但没有生存危机。
一个人、一个机构或一个政权，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要知道打交道者的斤两和相互的影响力，要知道打交道者合作后的斤两和影响力，不要一味算计打交道者，不要狂妄自大，对内对外耍流氓恃强凌弱。
拳匪的简单头脑是够不着人间正道的，车轱辘话就是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关系，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要求政府搞大跃进炼出全套半导体技术和产业链、全套军民用技术和产业链、全套军用装备。这可能吗？然后就能大而全，万事不求人，拳头全球最大了？不敬我强君者，虽远必诛？走这条邪路有这么简单容易？看看中兴之路吧。
中兴创办人侯为贵1960年代毕业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中专），到西安的七机部下属中专教书。该校后来改为航天部（七机部改名的）691厂，侯当过工人、车间主任、技术科长。1980年代初，航天部命令691厂搞半导体。1981年，侯到美国考察。1985年，厂里派侯到深圳办创收公司，做贸易和加工。侯倒卖过电话机和电风扇等，加工过电子表和电子琴等，赚了三十几万。用这个本钱，生产电话交换机，赚了大钱，逐步扩大生产军民用通讯设备和终端。航天部撤销的时候，分割出两个副部级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兴被划给前者。中兴做生产很成功，但是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却有致命问题，当然很多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环境太差。
中兴做的包括军用装备、经济和技术，属于硬实力。硬实力不够要挨打，要搞船坚炮利大跃进。这是晚清挨打以后的简单膝跳反应。甲午战败后，又有了制度不行要变法的看法，在后来有了文化不行要移风易俗的看法。
从提升军用装备开始追究，其主要基础是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主要基础是恰当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制度的主要基础是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和高级文化。例如民俗文化的伦理和习惯法的边界的模糊过渡的。文化如伦理的主要基础是平衡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是什么呢？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是个人以及群体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实现自我需求等。
新几内亚岛的高地人过去长期吃人肉，是因为没什么野兽，也没有驯化和引进禽畜和豆类植物，缺少蛋白质来源，生存需求导致伦理不排斥吃人肉。他们对于杀什么人吃肉，还是有伦理规范的。华夏古人就说，没有伦理，人就跟禽兽没有区别了。拳匪们以为国家之间没有群体间的伦理，就是禽兽争斗？自己缺乏道德感，就以为国家也都是这样的？
中国还很落后，需要改善的是各个方面，包括军用装备、经济、技术、制度、伦理等。需要平衡的改善，而不是某些方面的大跃进。幻想不计成本地靠偷盗和闭门造车来搞出全套军民用技术和产业链，结果只能导致越来越落后和低效率的技术、经济和军用装备。
（20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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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世界自由法治化大势下的中国
自由法治化，包含一体两面的演化：一是人群中的个人自由权利（或人权）保障增加，二是人群中法治（或法律支配）增加。由于这种演化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也可以简称为“自由化”或“法治化”。
个人的自由权利或人权，一般用列举方式，例如美国小罗斯福总统列举的世界各地人民都应享有的四大自由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些权利可以用美国心理学者马斯洛的个人需求层次理论来比较。马斯洛提出：个人的需求，有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免于匮乏的自由与生理需求关系最大，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安全需求关系最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与社交需求关系最大。
法治首先是构建基于公平善良的伦理、习惯法及自然法的法律体系。其次是强势者严格遵守法律。人群中最强势的是法律允许拥有最强大暴力手段的政府，所以政府必须最严格地遵守法律，法无许可皆不可行，而个人自由权利也可以说是法无禁止皆可行，当然还会受到伦理的限制。
自由法治化的较高阶段是民主化。民主制是共同体的多数人治理，高于少数专制者治理大多数人。近代民主主要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以及民选行政首长和法官，辅以直接民主，即对于重大议题的公民投票。民主制是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律支配的更强保障，因为可以通过民选和公投实现多数人的治理要求。
世界近代以来的自由法治化兴起和逐步加速是明显的。在这样的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下看东亚大陆（或中国）的演化，才能看清后者的长时段走向，不会被短期的异动、停滞甚至倒退迷惑。
群体的政治演化是复杂系统，因素很多，举些例子。
在世界的自由法治化程度上，倒数几名的顺序是：朝鲜、古巴、中国、老挝、越南。
朝鲜和古巴是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中国是在从政治极权制度（国族社会主义、纳粹制度或法西斯制度）向全面极权制度倒退的途中，老挝和古巴是政治极权制度。为什么最差的是这几个国家呢？因为它们沦陷于或曾经沦陷于全面极权制度。这些国家适合于比较，适合比较程度稍逊一筹的，是曾经沦陷于全面极权制度的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柬埔寨。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规模。人口越多，自由法治化相对就较慢。人口超级大国只有中国和印度。印度虽然自由法治化好于中国，但在世界上算不上好的。但是人口规模并不能作为单一有效因素，因为第三人口大国美国处于世界自由法治化前列，而几百万人的新加坡还是威权制度，差得很远。
第三个因素是族群多少和民众的国族认同程度。中国、俄罗斯等族群极多和民众的国族认同程度较低的大帝国，为了压制各族群的离心力，需要剥夺个人多项自由权利，不择手段的治理，花费巨额资源，尽量消平突出地区。
第四个因素是民间的组织化程度。弱小的个人难以抵挡强大的政府等强者。民间的组织化与自由法治化是正相关的。全面极权制度的最极端实例是家庭都被消灭而达到民间无组织，例如太平天国、中国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和红色柬埔寨。遭受全面极权制度的全力打烂民间组织的国家，即便在基本上许可民间组织的威权制度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和柬埔寨，重新构建民间组织的自发演化也需要较长时间。
亚伯拉罕三教（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最重要效应是构建自我治理或较低级的自我管理的共同体，而这种效应在东亚大陆历史上的儒家那里只有很低程度，而在佛教、道教哪里就更低了。汉族各族群即便移民海外也难以建立甚至是自我管理的共同体。
第五个因素是距离世界自由法治化中心的远近。距离中心近，受到影响快而强。近代以来自由法治化的中心，曾经是英国，此后转移到美国。东亚大陆处于最边远地区。
（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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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家庭中的控制狂和控制狂政府
控制狂政府，学名叫极权（主义）政府。后者听起来挺学术吧？有些人提到也装学术，例如贴出搜索结果：始于苏联还是墨索里尼，好像跟中国人关系不大。实际上，这是中国从1940年代末至今承受的最大磨难。
勾勒极权政府的恶行，可以借助于相似而更简单的东西：家庭中的控制狂。也可以由此比喻，极权政府就是控制狂政府。
家中控制狂，必定要使用暴力手段。中国描写家暴的影视出现很晚，第一部是本世纪初（2001年）才播放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此剧影响巨大，家暴名医丈夫扮演者冯远征让人望而痛恨，如同1940年代共军士兵看《白毛女》时击毙黄世仁扮演者。受害妻子扮演者梅婷也让人望而同情。
中国广泛的对家暴控制狂的痛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是当代才会有的现象，因为很多人的家庭中没有控制狂的家暴了，而很多人家中虽然有控制狂的家暴，但知道有些小伙伴家中没有这些，非常羡慕。中国当代以前，家中控制狂的家暴很普遍而且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就不会有广泛的痛恨。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出现上面那么广泛的对控制狂政府的痛恨，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是控制狂。
有些人知道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是控制狂乃至生活在这样的外国，为什么不痛恨乃至赞成中国政府当控制狂呢？回忆一下阿Q进过县城回未庄后谈论城乡切葱方式等差别吧，他认为家乡的方式是天然合理的，县城人的方式是古怪的。不过有些人未必这么死脑筋，未必以为控制狂政府是天然合理的，但“我大清自有国情”，不用暴力来控制严密，国中必乱乃至分裂。这些人被称作“精神赵家人”（精赵），也就是把自己当作控制狂政府高官。
家中控制狂有轻有重，形成一条程度上的连续链条。粗疏地切成两截，较轻的是要维护在家中的统治地位，较重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控制家人。
与此类似，控制狂政府较轻的是要维护统治地位，我称之为政治极权主义，也可以叫做政治控制狂。始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政府，强化于希特勒的国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政府。一般谈论纳粹的罪恶，大多是侵略战争和大屠杀，较少涉及控制狂这个更深层的罪恶和前两大罪恶之源。
控制狂政府较重的是要尽可能多的控制国人，我称之为全面极权主义，也可以叫做全面控制狂。始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化于秦始皇的朝廷、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共产党政府。
家庭中的控制狂还很多，但已经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部分受到法律的限制。
控制狂政府很少了。全面控制狂政府只有朝鲜和古巴共产党政府，而政治控制狂政府只剩下中国、越南和老挝共产党政府。其中中共政府正在向全面控制狂倒退。
政府恶化为控制狂的风险，需要警惕。控制狂政府和非控制狂政府之间，是模糊的过渡地带。
例如孙文和蒋中正不但受到中国传统控制狂政府思想的影响，还受到苏共影响。蒋中正曾要求共产国际让国民党加入，但只被接纳为观察员。他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是当时共产国际中官位最高的中国人。蒋中正后来又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
再如李光耀创建人民行动党前，受到英国法西斯工会的影响。该党的格言都是从该工会抄来的。
家庭中的控制狂和控制狂政府，是需要警惕的罪恶姐妹花。
（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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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它容易与专制主义（despot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纠缠不清。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形态，而威权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较为缓和的形态。
极权主义一般认为始于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但是它的雏形可以在更早的太平天国等里面看到。列宁主义派生出来的较为缓和的形态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我把前者称作“全面极权主义”，把后者称作“政治极权主义”。
君主专制之类的威权主义曾经是人类普遍的政治制度，而极端的极权主义是少见的和短暂的。极权主义必须动员大众。列宁主义主要动员占国民大多数的穷人，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主要动员对外国、少数族群和不听从者不满的大多数国民。动员的目标是战争或备战状态，动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洗脑。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欧洲强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覆灭，标志着政治极权主义走向死亡，尽管它从1960年代开始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以及19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越南老挝等亚洲共产主义国家回光返照，但这些世界边缘国家只是政治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罢了。
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的覆灭，标志着全面极权主义走向死亡，尽管它还在朝鲜和古巴苟延残喘，但这两个世界边缘国家只是全面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罢了。此前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或许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的终结，各国政治制度将收敛为非极端状态。
中国1949年从苏联输入建立全面极权主义，到毛泽东死后缓和为政治极权主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中共党魁盲目自大，再次开始更加极端化的摆动。中国极权主义的更加极端化，深受其害的是中国百姓，对于世界没有多少影响。
中国人很容易从中国看世界，而且把中国看得过于重要，所以要么说中国将称霸东亚乃至世界，要么说中国将腐蚀或将战乱加诸东亚乃至世界。中国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比，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分量低得多了。中国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或穷国家，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样的世界边缘国家，还谈不到称霸或成为国际大祸害。
中国等极权主义国家的国民和移民外国者，有不少拥护极权主义的。其中有些是不相信极权主义的，只是从中牟利罢了。还有些是被洗脑了，成为被统治者动员成功的对象。前者是极权主义的投机散户，后者是极权主义的孤魂野鬼。
（201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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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川普对华大反击
有些媒体还在重复老疑问：川普要对华开打贸易战了吗？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这么评论中美贸易战的：贸易战早已开打，时刻进行着。中国一直用不正当手段对美进行贸易战。中国是最会打贸易战的。
既然中美贸易战早已开打，中国大占便宜，那么问题或许应该这么问：川普要开始对华贸易战大反击了吗？或者是这么问：川普已经开始对华贸易战大反击了吗？
后一个问题是恰当的，答案是川普已经开始对华贸易战大反击了，标志是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和大功率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
此外，美国政府部门正在进行的两大调查，一个是关于中国钢和铝出口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的。中国钢和铝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钢和铝的比例不高，但是中国钢和铝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钢价和铝价。美国政府认为这破坏了美国钢和铝的冶炼行业，而这两个行业是一些制造行业（包括军火行业）的基础，事关美国安全。调查结果出来后，可能对进口钢和铝征收高额关税。
另一大调查更加关键，是关于中国逼迫美国企业向华转让技术等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可能对进口中国货普遍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
川普在竞选中承诺，要把中国偷走的职位夺回来还给美国劳工。以往总统竞选时都攻击在任者对华软弱，承诺胜选后对华强硬，但都食言了。因此很多人说川普的话也是这个套路，但是川普一年来的执政记录显示，川普与以往总统不同，他对竞选承诺是守信的，他正在一项一项地兑现竞选承诺。
言出必行，对于川普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以留住支持者，哪怕有些竞选承诺损害有些反对者的利益。
美国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外贸逆差，其中中国占了大头，早晚必须解决，但是川普上任近一年，没有进行对华大反击，只是威胁其他逆差国家，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期望中国摆平朝鲜核问题。对于川普来说，让中国解决朝核问题，比解决对华逆差问题成本低多了，当然是先尝试容易获得的政绩。中国不肯拔掉朝鲜的输液管，那么川普对中国就无所求了，就要进行贸易战大反击了。
川普对华的国际合作期望比奥巴马少多了。奥巴马对华的国际合作期望，或者说外交政绩期望，最大的是气候问题，但却深受中国挫辱。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奥巴马亲自赴会，拼命推动。温家宝赴会却是与西方作斗争，或是躲在宾馆房间里不去会场，或是跟印度等污染严重的兄弟开小会反西方，被寻找他的奥巴马撞见。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长（只相当于美国政府的副局长级别）解振华手指着奥巴马鼻子怒斥。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破坏，把哥本哈根大会搅黄了。惨痛事实教育了亲华左派奥巴马，从此对华强硬一些。奥巴马对华的国际合作期望，其次是朝核问题，但得不到中国合作。奥巴马甚至期望中国配合西方对伊朗的制裁，减少购买伊朗石油，还为此请求沙特和科威特增加对华石油供应，也得不到中国的合作。
与奥巴马相比，川普退出巴黎国际气候合作协议，不肯让美国纳税人送钱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换取它们减少排放。其次是朝核问题对华已绝望。中国对于川普来说，没有获取国际合作政绩的油水，可以兑现竞选承诺，进行贸易战大反击了。
中国政府和学者对美国贸易战大反击的想法，与晚清朝廷和学者从乾隆帝到甲午战争对外想法如出一辙：跟我大清闹，西夷必输无疑，理由随口说。说反对意见的是内奸。
中国对美出口额占各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和进口额之比大约是四比一。对美国市场这么致命的依赖，可以还击的对美进口额比例这么小，这大仗要输是不用多说的。愚蠢狂妄的政府和学者只能用大棒来教育。
（2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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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川普对华清算，北京退到哪一步？
川普在候任期间对华发出清算威胁，让北京慌乱。候任的政府首脑威胁外国，效果显著，这是史无前例的。川普的威胁话语主要有四点：
(1)不必遵守美国政府以往对华的“一个中国”承诺，因为北京在对美贸易和南中国海扩张等方面不遵守国际规则。由此引出下面两点：
(2)北京必须增加对美进口或减少对美出口，达到对美贸易平衡。
(3)北京必须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规则。这还隐含着：北京必须在对周边地区关系上遵守国际规则。
(4)北京必须停止援助朝鲜，迫使朝鲜去除核武器项目。这还隐含着，北京必须停止援助类似的破坏国际秩序的政治实体。
后三点是刚性的，也就是说，川普认为以往美国政府不应该容忍的，他再容忍下去会害死美国的。第一点是相机的，与台湾关系的升级与否及升级程度，要看北京在后三点上做得怎么样。
“一中”承诺，是川普团队找到的极好劫材。对台湾的主权宣称，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虽说北京几无可能占有台湾，但台湾独立的打击极大。借用李敖的粗话，台湾是中国的睾丸。捏一下都很疼，割掉的后果太严重。
川普并非空口恫吓，而是选将布阵:
候任总统国安顾问（总统府国安会首脑）弗林是鹰派，其对华第一线部下——候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亚洲局长）博明是对华鹰派。
候任总统府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是对华鹰派，而且是川普的主要对华事务顾问。贸易代表（负责贸易政策的部长级政务官）被提名者莱特海策也是对华鹰派。商业部长被提名者罗斯也是对华鹰派。
国务卿（外长）被提名者蒂勒森跟普京比较熟。候任副国务卿博尔顿是对华鹰派。对华外交第一线的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亚洲局长）薛福瑞也是对华鹰派。
国防部长被提名者是退役才三年的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马蒂斯，不符合退役七年才能担任政务官的法律，需要国会特别许可。这隐含着不怕北京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开战的意思。其对华第一线部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是对华鹰派。
北京在慌乱中，急于了解川普的意图。多个高官求见过去冷落的美国驻华大使。外事大管家杨洁篪（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兼国务委员）跑到华盛顿求见川普顾问，见到了弗林。
北京官员和喉舌说是被打压将反击。趁着懦弱的欧巴马跛脚的机会搞了一些事，例如罚通用汽车的款、偷美国潜航器、战机和航母绕行台湾以东。
实力远远不如人，好勇斗狠是找死。如果北京顽抗，不说美国的其他招数，光是承认台湾独立，与台湾建交，北京怎么办？开打？被打死算了？让人好奇的是，北京退到哪一步？
顺便说说，有些岛内外的台湾人，说台湾不能当川普对华的筹码。川普用不用台湾当对华的筹码，不是台湾政府和民众能决定的。即便他们能决定，不当筹码就安全了？没有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保护承诺，台湾能抵抗北京的威胁和入侵？当筹码，不会被川普出卖，因为川普要约束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威胁。当然不能排除在美中博弈过程中北京发疯袭击台湾的可能，但不约束北京对周边的威胁，北京发疯的可能也存在，而且越来越危险。此外，台湾说不定还能在当筹码的过程中被美国允许提高独立的程度。
蔡英文政府的应对是恰当的，欢迎川普对台湾的友好行为，加强与川普团队的沟通，静观其变。
（20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