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国家科技进步大奖获得者在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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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谔尔多斯15 于 January 09, 2008 14:15:42:[新观察/xgc2000.org]

两位新的科学大奖获得者的文革时期的工作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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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谔尔多斯15 于 January 09, 2008 14:03:06:[新观察/xgc2000.org]

天麻的研究及普及

http://kx.eqzt.com/bencandy.php?id=970


花抱树在一架山梁上,野天麻很多。1968年周铉教授投入少量天麻种子苗实验。第一块苗床是周大才等人参加挖出来的,次年萌发。1996年,四川南川药材种植场肖再清、刘伯坤到花抱树参观学习,周将方法传授。他们在金佛山洋芋坪依法试播亦见成效。

1974年隆冬,朝天马大雪,有一天周教授早晨起来找柴,昏倒在雪地里,长柴棒将眼镜打碎,右臂脱臼,同组的梁汉兴历尽艰辛才把周护送回昆明。又一次,在1975年春节前一天,周昏倒在实验点半里路的雪地上,被实验点工人李隆顺发现,他赶赴龙海给昆明发了电报,所长吴征镒派车于年初一将周接回昆明植物所。周铉教授对天麻研究执着顽强的精神,为当地干部群众所称赞。图为周铉教授在讲解天麻与密环菌的关系。

周铉在朝天马天麻实验点工作期间(1969年至1979年),为了掌握天麻生长育规律以及解决天麻种植中出现的诸多疑难问题,如棒尾鼹侵蚀天麻过程、为天麻传粉的芦蜂活动规律等,常年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和追踪,边续数年严冬不下山,大暑天也奔波在崎岖的山道上,以获得前人未知道的第一手资料。曾多次因脑贫血昏厥。有一次,在1971年夏天,周铉自彝良城走小路回实验点,背了30斤口粮,天气闷热,昏倒在雷打石附近的石包上。被一位火烧坝七里沟姓曹的工人救助脱险。

1972年昆明植物研究所老所长吴征镒自牛棚解放,任生产组组长。他立即同革会委员李生堂到朝天马视察。看到周铉的天麻种子播种苗床,取样读数,计算成苗率,十分满意。他与周铉一起到昭通,向地委汇报;昭通地委决定在小草坝林场建立天麻实验站。该站于当年冬建立。在龙安公社各大队招工五人。并有地主干部王树德、李植森及昆明植物所刘方媛女士参加,继续天麻有性繁殖的种植与推广。

传授天麻种植技术

1969年周铉在彝良县委办公室主任蒋有才的支持下,于该县朝天马林区三分队建立天麻实验点。由大桥大队支书李华香安排其五队农民杨友明。邱明银参加点上工作。在一块尽伐林地上整理出实验地。开始铺设带须根树叶苗床;并播下了野生乌天麻的种子。到1970年初,苗床上长出大量野生天麻幼苗周铉欣然赋诗:

“文革”期间,他被关进牛棚烧锅炉。在这样的条件下,吴征镒想方设法从朋友那里借来书籍,继续自己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当时纸张紧缺,他就在烟盒上写字。“为了写更多的字,他把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文革”结束后,吴征镒就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新华本草纲要》。

1973年文革后期,他任《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副主编,亲自主持了唇形科和天南星科的编写。 1987年,第三任主编俞德浚教授去世,他继任主编之职,主持工作

 解放初期,吴征镒参加了橡胶宜林地调查,赴云南、海南等地调查种植橡胶的可行性。自此,云南、海南开始重点垦植橡胶林,开创了我国的橡胶种植业。1956年,吴征镒率先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促进了我国特别是云南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发展。

1950年,吴征镒负责橡胶宜林地的考察,结束了亚热带地区没有橡胶宜林地的历史,解决了国家当时急需战略物资的难题。32年后,“橡胶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1982年度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如今,遍布海南、广西的橡胶林已成为这些地区的“金矿”。


为人民服务,为真理服务

  1958年,42岁的吴征镒极思一处,以安身立命,更欲有所建树,得中国科学院领导首肯,举家迁到云南。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吴征镒,有人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条仕进之途:他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后又一直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完全可以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但是,吴征镒选择的仍然是他从年轻时代就选定的专业科研之路,他专注热望的依然是植物学。那一年夏天,吴征镒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刚7岁的儿子吴京和5岁多的女儿吴玉,乘小飞机先期到达云南。

  吴征镒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云南自然条件复杂、生境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潜力很大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搞清云南的家底,合理开发和利用云南的植物资源。要完成这个目标,首先要组织一班人,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作。吴征镒作为植物所所长,在自己进行科研的同时,为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做了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吴征镒作为植物分类学的学术带头人,开始了最紧张的10年奋斗。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征镒和他的同行、助手、学生们一起,从林海莽莽的哀牢山到白雪皑皑的点苍山顶,从玉龙雪山到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考察了云南丰富的植被,基本搞清了云南1.6万多种植物的分类和分布,并进一步研究植物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和演化规律。

  在同植物生态学家的交往中,他特别注意学科间的交叉问题。从1937~1938年的内蒙古、宁夏和滇西南两次考察起,吴征镒即已注意中国植被的调查研究,但因条件限制尚不能深入研究。1953年起他参与组织了海南、粤西、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从东南至西南)等中国热带、南亚热带橡胶宜林地的深入调查。

  至1956年,由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提倡组织的“自然区划”工作计划的推动,吴征镒在钱崇澍(时为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领导下,与陈昌笃合作初步完成了中国植被区划草案,并于同年在中国《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植被的类型》一文,此文实为《中国植被》一书的草创。明确了中国植被以兰州附近为枢纽,分为东北至西南的森林区,内蒙古、新疆草原荒漠区和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三大片格局,自南海岛屿、海南至滇西的热带边缘,以及北、中、南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总趋势。这些观点在以后历次植被区划、土壤区划、自然地理区划、农业区划中均得到进一步充实、利用和发展。

  此后数年,吴征镒还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等外籍学者合作,把中国西南热带植物资源考察有机地与植物区系和植被调查结合起来,首次论证了中国热带北缘雨林和季雨林的存在及其区别和联系,并对海南西部、云南干热河谷的稀树草原性质的植被做了最初工作。并于1958年首次在景洪勐龙选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该站工作4年即获得了宝贵的热带土壤形成与植被关系的基本资料,它还是国内有关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处女作。1980年由他主编、集体完成的《中国植被》问世,并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西双版纳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每逢雨季,泥泞的红土地让这位平脚板的植物学家吃尽苦头,他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大家送他“摔跤冠军”的雅号,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发现新种呢!”他兴奋地整理着从热带雨林、季雨林和各种次生植被里采集到的各种珍贵的植物标本,与合作者首次报道了这里的植被,并发表了新种。热带雨林的多姿多彩,使吴征镒对植物和植被的认识更为丰富,眼界也更为开阔,这时,他已经基本上认识了全国由北至南,横跨寒、温、热三带的主要植被类型。

  吴征镒通过解放以来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全国植物资源调查、南方植被调查和大量资料的研究比较,根据连续分布和有关间断分布的辩证统一形成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的植物学界,第一次把海陆板块运动学说和植物进化联系起来研究,对中国高等植物约3000多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划分,以揭示其分布区类型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他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1983~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此专著的特点是按近代植物分类系统中的科排列中草药,每个重要科前均有总论,叙述和讨论全科药用植物种类、成分、疗效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该专著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吴征镒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多篇论文,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学术思想。他把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联系起来,把连续分布和间继分布视为统一体,其见解之新颖,再一次引起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

  1983年,吴征镒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英文)的重要论文,并与王荷生合作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册),深入地论证和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创见。他认为,中生代以前的世界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以后古地中海海底扩张,大陆分成了两部分,即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地壳造山运动将位于古北大陆的云南和西藏抬起,形成现在的滇藏高原。因此,中国植物区系中有三大成分,即古南大陆区系、古北大陆区系和古地中海区系。而中国西南部是这些区系成分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认为:“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9年,他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参加主编《中国植物志》巨著。对研究唇形科植物进化和资源开发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担任《西藏植物》、《云南植物志》、《云南植被》、《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云南森林》等10多部巨著的主编及主要章节的撰稿人。在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发现并发表了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1978年,其重要论文《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椽》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论文《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罗宗洛、吴征镒、李庆逵三位院士作为业务领导,负责橡胶宜林地的考察,解决了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地的难题,解决了国家当时急需的战略物资需求。“橡胶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获1982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他于1999年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重大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目前已列入国家大科学工程正在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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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esel访我国著名石油化工催化专家、两院院士闵恩泽


http://www.bioon.net/dv_rss.asp?s=xhtml&boardid=310&id=164576

闵恩泽:催化人生


 归国的想法紧紧攫住闵恩泽。为了冲破阻挠、回到祖国,他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公私关系。1955年10月,历经辗转的闵恩泽夫妇终于踏上阔别8年的故土。

  当时,中美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周 恩 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还没发表,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是建设人才还是“特务”尚无定论。

  “我找了三四个地方,没人敢要。中央大学化工系的师兄武宝琛将我引荐给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徐今强,他拍板要了我。”徐今强安排他参与筹建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前身,以下简称石科院),在借来的几间旧平房里,他开始了催化剂研究,一干就是50年。

  1968年,闵恩泽留在美国的同学们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而他却被剥夺科研权利,参加劳动,隔离审查,年幼的女儿趴在窗户上看着父亲一次又一次扛起25公斤重的水泥袋……

  结合后来发生的种种转变,回头看当初的选择是怎样一种心境?“对我来说,53年前从美国回来是正确的选择,把自己的一生跟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结合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幸福。”闵恩泽说。


 作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奠基人,闵恩泽的催化剂研制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50至60年代,他成功开发包括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在内的、用于催化裂化和半再生重整的第一代炼油催化剂,打破国外技术封 锁,满足国内建设急需。

  ——上世纪70至80年代,他开始倾向基础研究,重点指导开发成功半合成裂化催化剂、渣油裂化催化剂以及钼镍磷加氢精制催化剂等第二代炼油催化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我国现代炼油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新型分子筛、非晶态合金等新催化材料和磁稳定床、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反应工程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实现原始创新,使我国一跃成为炼油催化剂和炼油技术出口国。


 50年的日夜相伴,催化剂早已渗透到闵恩泽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闵恩泽都有本事在3分钟之内转到催化剂上面。“文革”期间,造反派让他交待“罪行”,他就每天交一篇催化剂研究总结,“研究催化剂犯过什么错误、遇到什么挫折、收获什么经验,有很多内容可写,他们收走也不吭声”。


当时,苏联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对我国催化剂的供应,直接威胁到航空汽油的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临危受命的闵恩泽毫无怨言,一头扎进与他10多年的专业学习、工作经历毫不沾边儿的催化剂研究。几年之后,终于成功研制出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等多种催化剂,解决了新中国在石油炼制方面的燃眉之急,填补了国内空白;“文革”过后,他又成功开发出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使我国的炼油催化剂品种更新换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0年代开发成功磷酸硅藻土叠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均建成工厂投入生产。70-80年代领导了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的研制、开发、生产和应用。1980年以后,指导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化学反应工程的导向性基础研究,包括非晶态合金、负载杂多酸、纳米分子筛以及磁稳定流化床、悬浮催化蒸馏等,已开发成功己内酰胺磁稳定流化床加氢、悬浮催化蒸馏烷基化等新工艺。90年代,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的主持人,进入绿色化学领域,指导化纤单体已内酰胺成套绿色制造技术的开发,已经工业化,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年指导开发从农林生物质可再生资源生产生物柴油及化工产品的生物炼油化工厂,再推向工业化。

记优秀共产党员、炼油催化剂专家闵恩泽同志

文章来源:人民网 | 时间:2008年01月08日
  东方刚刚露白,人们还沉浸在甜蜜的睡梦里,而北京西郊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宿舍区的一间楼房内,却亮起了灯光,炼油催化剂专家闵恩泽已伏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闵恩泽回国20多年来,为了祖国的富强,他尽心竭力组织和领导他的助手们,兢兢业业,百折不挠,研制出多种炼油催化剂,为实现我国石油产品自给作出了卓著贡献。他先后18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他"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两年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近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闵恩泽和他的爱人陆婉珍早年留学美国,一个攻化学工程,一个学无机化学,并且俩人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在芝加哥成了家,找到了工作。但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并没有夺走他们热爱祖国、要为国效劳的赤子之心。尽管五十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无理禁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回中国大陆,但他们决心伺机返回新生的祖国。他们一方面在工作中努力钻研先进科学技术,收集各种技术资料,为参加新中国建设作准备;一方面为取得回国签证进行不懈的斗争。当时,有人迷惑不解地问他们:"中国贫穷落后,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何必回去自找苦吃呢?"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她是我们自己的祖国!"1955年10月,几经周折,他们终于绕道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鼓舞着闵恩泽夫妇立即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一同被分配到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筹建处工作,闵恩泽还被委任负责筹建催化剂制备工艺组。当时,我国的天然石油炼制催化剂产品是一张白纸,全靠从苏联进口。自己不能生产催化剂,就不能实现石油自给的目标。1956年,中央制订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研制炼油催化剂列为一个重要项目。闵恩泽决心不辜负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用艰苦的劳动去开垦这片广阔的"处女地"。

重重的困难横在闵恩泽的面前。办公室只有几间小平房,实验设备只有从大连石油研究所搬来的几件旧设备,试验装置要靠自己制备。更棘手的问题是,国内没有现成可循的技术资料。但是,闵恩泽却认为,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而不争气的颓废习气。他满怀信心地组织大家制订建组规划,设计实施方案。他亲自出去购买材料,添置设备,选拔人才。仅仅几个月,就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型试验装置。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就边学边干起来了。没有技术资料,他组织大家收集国外有关学术论文、专利文献、产品说明、广告图片,从多方面掌握国外技术发展情况,然后结合我国实际,制订自己的研究计划,摸索试制国内需要的催化剂。他们为查阅资料,摘录笔记,度过不知多少不眠之夜!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闵恩泽和他的助手们在大连石油研究所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几种主要石油炼制催化剂,陆续研制成功,投入工业生产。其中磷酸叠合催化剂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发明奖。

使人难以忘怀的,是闵恩泽领导研制小球硅铝催化剂试产会战的日日夜夜。

那是1964年初,苏联当局突然停止对我国小球硅铝催化剂的供应。没有这种催化剂,我们就不能生产航空汽油。而我们自己的小球硅铝催化剂,虽然石油部早已组织力量开展研制工作,厂房也已经在兰州建成,但是试制的产品在干燥过程中仍然出现大量破裂,还不能投产。当时库存小球硅铝催化剂不多了,为了打破外国的封 锁,石油部党组毅然决定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组织小球硅铝催化剂试生产会战。闵恩泽是这次会战的副总指挥,他带领科研小组的同志,到兰州炼油厂进行现场试验。

闵恩泽整天穿着工服,到车间检查生产工艺条件,制订各种试产方案。同时,又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研究解决胶球破碎的关键问题。这些日子,他吃在现场,住在办公室。试验一次一次失败,又组织一次一次试验。他们一天"三班倒",没日没夜地干,最后找到一种新的石油表面活性剂,攻克了产品破碎的难关。工艺流程出了问题,他立即和工人、技术员一道研究解决。一条60米长的干燥带运转起来,由于升温引起膨胀,发生了掉皮带事故,他和工人打着手电筒,冒着弥漫的热蒸汽,钻进干燥箱内,苦战三天三夜把干燥带修好。他累得眼里布满了血丝,形容憔悴,工人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没有事,我身体顶得住。"可事实呢?由于过度的劳累,他的体质在急趋下降,经常感到浑身不适,肺部已经长出一个可怕的怪物——腺癌,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终于生产出高质量的小球硅铝催化剂,保证了我国航空用油自给。

接着,闵恩泽又领导研究室的同志们继续完成了炼制车用汽油、柴油、煤油等轻质油的催化剂研制项目,促进了我国石油炼制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彻底结束了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他带领助手们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把他卷进了"牛棚"。起初,他感到迷惑不解,当他明白是审查他的"特嫌"问题时,心里反而坦然了。他没有多去考虑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把时间用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总结多年来每一种催化剂从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整个过程的经验教训,以便以后更好地工作。1969年,他从"牛棚"出来后,虽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催化剂研究的进展情况。他因腺癌切除了两叶肺,抽掉一根肋骨,还受严重鼻炎、心跳过速等疾病的困扰,每天劳动过后全身酸累得难受,但他还是不顾自己困难的处境,主动帮助课题组的同志拟定科研方案,替有关同志查阅和摘录文献资料;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他总是热情地给予解答,直到弄明白为止。

1970年,石油部派他去抚顺石油三厂参加加氢新技术攻关。当时,他爱人去干校了,身边带着九岁的独生女儿,他连夜把孩子送到亲戚家,托他们送到爱人那里去,自己第二天就出发了。在抚顺,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各种派别怎样对战,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在工厂现场做试验工作。

1975年,石油部又派他去长岭炼油厂协助整顿生产秩序。他一到那里,就深入车间调查研究,亲自动手打扫车间,整理厂容,并和工人一起,改革工艺,消除粉尘,改善劳动条件,工人安心工作了,生产秩序很快走上正轨。后来,他又在厂党委的支持下,组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部分有关同志一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研究成功一种新型加氢精制催化剂,使长岭炼油厂生产的柴油行销香港,获得国家产品质量金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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