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一席之地 于 May 10, 2007 17:35:07:[新观察/xgc2000.org]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