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甲申再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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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一席之地 于 May 10, 2007 17:21:59:[新观察/xgc2000.org]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 恩 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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