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oubingcai 于 June 24, 2006 15:45:57:[新观察/xgc2000.org]
回答: 社会论与世界统一 由 houbingcai 于 June 24, 2006 15:34:19:
三 历史的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权必然最终放弃所谓民主、人权之类的意识形态之争（政治斗争依然存在），而走上相互合作的经济发展道路，二者斗争的焦点必然由社会制度的相互攻击转移到综合国力的较量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相互借鉴过程中，必然逐渐在管理方式上接近趋同；因此，国家机构的严重腐败、社会犯罪活动的剧增、恶化以及道德观念的日趋败坏……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致命之疾”。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为一（但其经济成分结构、比例仍将不相同），并不意味着两种政治制度的融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政治多元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政治一元化，否则，就意味着其政权的解体。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绝对不可以“中途换路”的.具体管理方式可以改动，但根本的政治制度决不能改，否则，必然导致国家的“畸形”与“变态”。原因是，资本主义使社会成员习惯了法制的民主，社会主义使社会成员习惯了集中的民主。
第三节 历史的选择
由于人类社会并非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分裂体（究其原因主要是地域、民族语言及人类活动范围、能力等因素，这里不做详细说明），这必然导致神学体系在各个具体地域的影响程度及其表现形式的各种具体环节、情况不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各个地域、民族的发展进程及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也不相同，从而导致神学在各个地域解体的背景、时间、方式……的不同；因此，人类社会的各个地域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特殊原因而选择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一、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首先被人类社会接纳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君主制末期，苟延残喘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更加变本加厉地在各个领域内加强控制，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成为当时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而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思想恰恰迎合了这种呼声，再加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君主制末期的小生产者方式接近；因此，一些地域、民族由于各种需要而迅速进入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某些地域（主要是欧洲的一部分地区）成为现实后，曾经引导这些地域的社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人类在各个领域内均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辉煌成果。从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这些地域的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始终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并且主宰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就是因为这些地域首先进入科学、民主时代。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验证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事情的存在、发生都具有两面性。一般来说，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在某一地域发展的比较完善是件好事情，因为这样有助于这个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这个地域的繁荣昌盛，从而使这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社会发展的前列；但是，这却极大地妨碍了新思想的产生、发展，从而最终导致其在新时代的落后。
历史已经证明：神学时代某些强国在最近三百多年里却成了最落后、最受欺凌的国家，今日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没有一处曾是昔日的古文明发源地；而神学时代十分落后（如英、法……）或尚未统一（如德……），或尚未形成（如美……）的一些国家却成了最近三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特别是美国，其之所以能在独立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立后直接进入科学民主时代，没有神学制度残余。
用发展和循环的观点来对这种现象作进一步推论、分析，可以预见：在人类社会即将迎来的第三个时代里，某些倍受欺凌、发展落后的国家、地区必将成为新时代的先行者。
二、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资本主义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尖锐、激化，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弊端充分暴露出来的情况下，科学民主体系的另一分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理论体系诞生了。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经验教训，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各种现存及潜伏矛盾为主要目标，以服从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出发点，强调公有制……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由空想发展到了科学。在此之前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之所以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原因有两点：一、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要靠暴力建立国家政权才能实现；二、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对建立一个国家上层集团（即政党）作出阐述；因此，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空想而非科学的；而〈共产党宣言〉则从理论上提到了这两个问题，因而他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以后，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和发展，导致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然而，当时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义的确立，半个多世纪后才仅在俄国成为现实，并且迄今为止，世界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在某些国家遭到失败，并且引发极度的社会混乱和各种潜伏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矛盾的激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关于这些问题以下做一些简要分析：
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仅仅使社会主义向现实转变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学说从实践的高度上来看，仍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其提出的关于组建机国家政权的各种具体环节仍具有极大地空想性和模糊性，重要的一点表现在当时的学说所揭示的取得政权后的目标即是建立无任何对抗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至于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清楚地分开，把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则是这种学说的继承者们对其的发展与创新。
二、克思主义学说最大的错误在于弄错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质及关系，弄错了社会主义的取代对象。这个错误是导致社会主义学说诞生以来，之所以发展缓慢以及在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力量对比上始终处于劣势，甚至大有被资本主义“吃掉”危险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学说“忘记”了用自己所揭示的真理去对自己本身作出分析、验正，任何事物的最大敌人都是其自身，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外因则是重要、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遭到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及社会主义政权处理固有矛盾失误造成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墓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相互取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科学民主体系中引伸出来的关于国家经济职能方面的两种学说，二者不过是对于如何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见解罢了；二者在优越性、弊端方面是平分秋色的，只是其具体表现领域、方面、方式不同罢了；二者都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一方致命弱点的有效解决方法恰恰在另一方的优越性中得到体现，一方吸取另一方优点来解决自己弊端的同时也必然染上另一方的致命之疾。
三、 当时的〈共产党宣言〉认为社会主义（马克思说是共产主义）能够在某一历史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实现，这种看法实质上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这一幻想是由列宁给予点破的，列宁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突破，使得社会主义开始了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当时的〈共产党宣言〉还揭示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发展末期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丰富的物质基础”也就无从说起。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历次工人运动的高涨并没有换来社会主义确立的根源。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过胜利。
四、 由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充分暴露，再加上社会主义运动以资本主义为取代目标，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又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有效解决方法，从而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警惕，资本主义国家从各个方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进行破坏；同时，社会主义学说也给资本主义提出了改善、解决某些社会、经济矛盾的要求、依据、方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固有矛盾得到所谓的暂时缓和。
以上四点分析已经或正在由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三、 俄国与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末的沙皇俄国是一个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由于君主制的存在，使得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开始就呈现出畸形状态（这正是当时俄国远远落后于其他真正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正是这个缘故，使得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权软弱无能，不能独立地支撑整个社会的复杂混乱局面；结果，仅几个月后，十月革命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俄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决定了资本主义已无力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政党）；而社会主义则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了充分准备，并且有相当力量的基础为后盾，因此，在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俄国革命中，并非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政党制取代了君主制。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成为现实后，给资本主义世界到来了巨大的威胁，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恰恰是医治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二者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君主制”的“继承权”必然要进行长期激烈的殊死搏斗。二者相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较晚，从而吸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经验教训，同时，又由于其刚刚诞生、弊端尚未暴露，因此，必然暂时成为众望所归的“新生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由于他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从而使其具有了较强的“自身免疫力”和修正能力。
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各国由于害怕本国工人走俄国人的路，从而资本家“主动”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工作及其他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学到了国家干预、管理经济发展的方法，即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以对抗经济盲目性的不良后果。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还标志着资本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即资本主义从初级的自由发展阶段进入成熟的垄断阶段。
四 中国与社会主义
在东方的人口大国——中国，由于神学体系发展之完善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渗透之深，由于君主制及其政权机构的完善性、严密性，从而使得中国曾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中科学民主体系的各种萌芽的产生、发展异常缓慢、艰难。当科学民主体系在世界某些地域的社会中已经基本形成或变为现实，并且迅速地推动着这些地域的社会发展时，东方的古老帝国却还沉睡在神学怀抱里，落后、贫穷、被动、挨打就成了必然。为了寻找出路，中国人发动了许多波澜壮阔地武装起义运动，但是都失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君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那些农民起义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建立君主制，因而这些起义不可能成功。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科学、民主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引入中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究其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分析如下：
一、 君主制末期，当资本主义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力量尚未发展、积累到足够程度时，就在偶然仓促间发生了革命——辛亥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早产”葬送了自己，正如一个怀胎仅五六个月就产下的婴儿，其寿命肯定长不了；重新孕育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孙中山却那样做了，结果呢，先是倍受挫折，最后却培育了靠外部势力支持、支配的蒋介石政权——这个刚刚成立就“浑身是病”的畸形资本主义政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建立的几个资本主义政权都违反了“权力制衡和法大于权”原则；一党独裁、中央集权、权控制法的这种政权形式实际上最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并且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抗、矛盾的，而这些政权又偏偏奉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果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致命克星。资本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争夺的结果是一胜一负，即必须实行一党制，而一党制又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社会主义政党必然取得胜利，中国也就失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条件。
二、 辛亥革命前夕，科学、民主的思想尚未真正得到深入传播，神学仍然在实质上控制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的君主制体系下隐藏着许多接受了某些科学、民主思想做法并且拥有极大势力的野心家，当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们转眼间就成了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驱，因此，辛亥革命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种不该发生的成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外部势力的侵入，内部势力的分裂割据，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日趋恶化，中国的社会秩序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辛亥革命前的一位立宪派人物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学识幼稚，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任，如果实行革命，必然招致内忧外患，……虽然有些片面，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换个角度讲，新秩序取代旧秩序前，必须产生一种新的较为成熟的力量用以驾驭这种新秩序，否则，就会出现秩序失控的可怕局面；辛亥革命后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制被推翻后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站出来控制新的秩序。假如当时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而是被迅速地镇压下去，中国反倒可能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史、世界史、资本主义史、社会主义史……以及今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许都要“重写”。
三、 当时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也是中国无法重新孕育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他的死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他的同行和竞争对手，而一个刚刚由神学时代步入科学民主时代的落后国家则是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最好“垫脚石”，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中国失去了走真正资本主义道路的“气候与环境”。既然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已无法驾驭社会秩序以使中国走出困境，而此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又送来了社会主义——这个科学民主体系下的另一崭新武器来挽救自己的国家。
可以看出，在中国，也是政党制取代了君主制。
社会主义政党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迅速地医治了旧中国的创伤，但是，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时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一、 把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想状态动作切实可行的目标去“奋斗”，提出了立即进入理想状态的主张，结果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直至把建国初期的巨大成绩也冲掉了。
二、 混淆了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概念，把意识形态片面扩大化；从而在经济建设时，百分之百地采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切内容甚至二者的共同部分均加以绝对排斥。
以上两点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迅速使社会恢复了稳定秩序，社会各个领域内的不良风气得到大规模甚至彻底净化，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得到很大改善，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凝聚力。但是，这种做法也在客观上遏制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再加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思想分歧、权力之争带来的社会混乱，致使中国错过了整整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十多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无情的客观现实面前终于醒悟了，而这时党内的权力角逐也最终揭晓。在新的核心集团领导下，党对自己信奉的学说、对自己的各项制度、政策、路线、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与改革；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论断，并且从务实观点出发降低了发展目标；该党在实质上把意识形态之争和经济发展分割开来，采取了面向未来、向前看的态度；该党顺应世界潮流、趋势，实行改革开发政策，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学习……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认识方面的这一系列突破，以及“政治上抓紧、经济上放开”这一正确策略的运用，使得中国迅速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
但是，由于该党在改革步骤上的失误，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后把社会、经济秩序带入了自相矛盾的恶性循环状态，而要跳出这个状态又异常困难。这个失误就是：改革没有先从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法律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入手，而是先从经济管理体制入手；再加上片面追求经济，而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的治理（主要是手段软）；无充分“准备”的改革是目光短浅的改革，是急于求成的、片面的改革，其必然使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正如一台没有预先做好充分准备的手术，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病（穷）再急，也得先定好计划、验过血型、给器材消过毒……后再开刀，否则，旧病（物质）虽然治好了，新的病毒（精神）却又侵入了，岂非“顾此失彼”
五、 二次大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从而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惶惶不可终日。按照所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此时应该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并逐步取代之的时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最终“克服”了矛盾激化带来的种种威胁，使得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相反，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紧紧抱住自己的优越性不放，并大肆渲染，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切则拒之门外，认为他从头到脚都是罪恶的、腐朽的，都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各国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力量增长，但社会主义世界的整体水平、力量仍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一个国家政权来说，采取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存在是正常的，而真正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运动是无法用暴力彻底消灭的，二次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结果及最近几十年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事实上，一种制度直到其消亡的一刻，其优越性也只能发挥很小的一部分，而其绝大部分优越性则在其内部与外部的消极因素作用及不合理利用中消耗掉了，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同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是如此，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就必须客观、恰当的认识、评价自己，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点与长处来对自己加以补充，即合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普遍认识到：闭关自守的政策和绝对纯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只有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好地发挥，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
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其中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以下几点分析仅供参考：
一、 这种剧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宣传上过分美化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在基层实践中又往往口号多、行动少或根本无法实施，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理想与现实不符。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政权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当某种事件出现时，这种政权就很容易因得不到广泛且强有力地支持而归于失败。
二、 这种剧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新一代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永远只能是一块“骗人”的招牌（资本主义民主受法制约、社会主义民主受权制约）；他们忘记了“经济制度可以开放、改革，政治制度却不能开放、改革”，他们真的不折不扣地把理论中所说的民主形式运用于实践，实行与公有制相对抗的民主即政治多元化；结果呢，自己的政党被挤掉了，自己的国家一片混乱。
三、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就犯了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只能建成某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不能建成权力分散的所谓联邦、联盟；因为社会主义民主集中的表现为权，公有制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权力分散必然为政治多元化埋下伏笔；而资本主义民主集中的表现为法，资本主义国家中法是最高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联邦、联盟造成的分权不会危及国家政权。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并没有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只是通过强制力才组成了联盟形式，其民族矛盾由来以久，而其民族政策存在失误。
四、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不注意把握各种分寸，片面追求经济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忽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对性；因此，当社会主义国家因改革开放引发的各种矛盾激化而遭到挫折时，资本主义世界乘机落井下石、从中捣乱。
五、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力下放，随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各组成部分的权力扩大，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再加上这些国家内部又没有一个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生产力水平等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存在，于是，国家分裂的“条件”成熟了。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艰巨而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想走出困境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大规模地新陈代谢，把其中过时的部分毫不留情的抛开。对一种事物最好的继承方式就是：先将其摧毁，然后对其进行吸收、消化、重组、创新、发展；就必须从理想的梦中醒来，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就必须放下空架子，从务实的作风做起，从吸取资本主义的长处入手；同时对自己在前进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病要痛下决心进行治疗，不能“因小失大”，为了发展而耽误了自己的“病”否则，等“病情”恶化起来再去治就为时已晚了（前苏联及东欧的教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引以为戒）。
要把以上关于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出低谷的策略转化为实践，是异常困难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的新旧更替。由于科学民主体系的完善性、严密性及强大生命力，使得政党制这种社会制度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因此，使得这种国家政权形式彻底的新陈代谢困难重重。而这些实质性的策略只能由新的国家政权来实践，旧的政权虽然有执行这些策略的愿望，却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其自身的“免疫力”已经因促进社会发展而耗尽了，或者说旧的体制无法执行新的策略；旧的政权虽然很清楚这一点，但却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愿“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新旧政权的更替必须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更替过程愈是复杂艰巨，迎来的新政权就愈是彻底、坚强，就愈是能够迅速使社会恢复稳定，而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动力就愈是巨大。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史所揭示的那样：把使资本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有功之臣——即开创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权毫不留情的推翻，推下历史的深渊，从而使真正的资本主义政权彻底、干净地确立；资本主义从最初萌芽算起，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最后确立为止，其间经过的难以尽述的战乱和动荡，就是这种新旧政权更替的具体过程及其产物。历史就是这样，即使是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来之不易的东西，到了一定时候，也必须抛弃他，甚至毁灭他；否则，人类社会就无法继续存在、发展。